水晶耳珰线切割实验,5500年前凌家滩玉文化
分类: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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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年前凌家滩一个玉的王国  140件玉器个个奇形怪状,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方形,有的光滑漂亮,还有的形状像农民用的锄头。  玉鹰,胸腹刻有大小两圆,两圆之间刻有八角星纹,鹰首侧视,双翼展翅,神彩飞扬;玉人都戴圆冠,系斜条纹腰带,双臂弯曲紧贴胸前,作祈祷状……  只要盯着这些静静地“躺“在良渚博物院里的玉器,超过5分钟,你肯定就会穿越到距今5500年前一个叫凌家滩的地方。  昨日,“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在余杭良渚开幕,其中,“玉魂国魂——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最惹人注目,它汇聚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故宫两家的藏品。而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方赶来的专家们围绕着凌家滩玉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专家们认为:远古时期的凌家滩可能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男人们开荒播种,结网捕捞,女人们围栏养殖。  那里的中年男子,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耳大嘴大,说话声音宏亮有力。为了使自己更英武,男子们喜欢留八字胡,此外还会计较头冠是否别致,玉镯是否精美,腰带是否与众不同,这么注重细节,立马会让你想起了街头的“潮男”。  那里还有许多技艺高超工匠。  瞧,那时男子头上戴着圆形的冠,是用细麻织就,染成黄黑相间的颜色。冠上镶嵌一块白色玉龙,呈扁圆形,首尾相连,吻部突出,玉龙的头部雕有两角,龙须、嘴、鼻、眼清晰可见。有的腰间扎着一条五彩玉带,正中间是一只玉鹰,呈展翅飞翔之态。女人们也很时髦,喜欢戴耳饰,手上还戴有手镯。  那里的人爱好美食,还讲究器物,连勺子都做得那么精致。那琢磨精细的桃形勺池,流畅曲线的勺柄,勺柄中的凹槽和柄端的圆孔,绝对是精品。  虽然,凌家滩背山面水,一直安居乐业。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磨制了刃口锋利的石钺、玉斧和玉戈,还挖了严整的护城壕沟,同时还训练武士。这些武士,他们只接受手持玉虎首璜的人的命令。  在凌家滩,权贵的子女们与外族结姻,会用玉龙凤璜来做定情信物,见证这段政治婚姻。  “凌家滩遗址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曾入选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博物院院长蒋卫东说,这次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首次汇集了距今5500年前的凌家滩遗址五次发掘的玉器精粹,记录了一个已经消失、神秘而灿烂的史前文明。同时,凌家滩玉器的年代要比良渚早,它对良渚玉器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本报记者南芳

按:2014年春夏左右,张宏明兄希望给他们写一篇关于安徽玉器的文章,去年事多,要协助领导崧泽展览崧泽文集崧泽会议,自己也要写东西,还要顾及安乐遗址的发掘,所以迟迟未能答应,后来张宏明兄亲自打电话来催,说:都差点要死掉了,你难道还不写?于是,我只好遵命,初题《安徽境内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若干问题的研究》(按照我们河北标哥的说法,“一个问题足矣”),分四节:1. 凌家滩玉文化为什么会成为同时期一颗耀眼的明星?2. 凌家滩玉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3. 薛家岗文化玉器的再思考4. 良渚玉文化对安徽境内的影响和意义。后来实在没有时间,就写成这样一个小题目了。 璜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2011年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上,就有杨晶、杨立新、黄建秋、翟杨、褚馨等说璜,去年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也有三位继续说璜。其实,璜与女性性别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陈淳、孔德贞曾有《玉璜与性别考古学的关系》(《中国文物报》(2004-07-09)、《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我在关于“崧泽文化玉器”的PPT演讲中,还特意引用了陈淳教授的“女性在血缘社会中发挥着维系社会稳定和凝聚力的纽带作用”、“从女承嗣”。陈淳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蝶形器”,认为形制和佩戴方式与半圆形玉璜十分接近,虽然我的说法略有不同,着重于“尖突”,但是还应该加以注释说明,本文却疏忽了,要更正。 感谢友人小左第一时间传给我扫描文稿。下午至所,也拿到了这册《玉英溯源——安徽历代玉器研究文萃》(黄山书社2015年)。方向明 2015年6月11日 星期四图片 3 潜山薛家岗出土了三件璜形玉器。其中M40:23,“器体扁平,平面呈半圆形,近似蝶状。弧顶部两面对钻1个小圆孔,弦部中间两侧琢磨成弧形,再由中间部位分别用线切割成反方向弧形缺口”[1]。M49:4,“器体扁平,平面呈半圆形,琢制精细,类似蝴蝶状。顶部中间两面对钻小圆孔一个。器中间用线切割切割出对称的花纹”(《潜山薛家岗》第148页)。另外一件为地层所出,T17④:63-1,“残,半圆形似蝶状,磨制精细,顶部对称钻1个小圆孔,一侧在断裂后又在断裂的器体边缘各钻1个很小的孔,便于系合。内缘切割对称圆弧形花纹,背面有切割凹槽数条”(《潜山薛家岗》第227页)。图片 4图1 潜山薛家岗M40:23、M49:4、T17④:63-1璜形玉器 薛家岗M40、M49均属薛家岗五期,报告认为“四、五期为薛家岗文化的晚期”、“薛家岗四期的年代应与北阴阳营三期、良渚文化早中期大致相同”、“薛家岗五期应该不会早于良渚文化中期”(《潜山薛家岗》第411~412)。 这三件玉器,穿系孔位于圆弧顶的一侧,且为1个,与后世珩的系挂方式类似,但外廓均作圆弧状,纹样也可以反过来正视,T17④:63-1的半圆形凹缺也与璜的形制一样,所以可以称之为“璜形玉器”。三件璜形玉器线切割纹样的细部有所不同,但主题一致,均以尖状弧突为中心,两侧对称螺旋形,这一尖突对称的形式,又被称之为“人字形”。这类“人字形”的纹样,最早见于凌家滩87M15出土的三件冠饰上,如凌家滩87M15:38,“器顶端呈‘人’字直角,‘人’字两侧向上卷成透空圆,‘人’字中间镂孔为三角形”[2]。图片 5图2 凌家滩87M15:38冠饰 这类人字形的冠突,早有学者注意到了薛家岗这几件璜形器与瑶山M11:83璜之间的联系[3],如瑶山M4:34、M11:83璜,“上端中间尖突”、“上端中部向内凹弧,中间有尖突”[4],后文我还要提到瑶山M4:34璜纹样与瑶山M11:84璜纹样之间存在的内在的联系。宋建曾对这类尖突形的冠饰进行过详细的梳理和论述,并指出瑶山M12-2789琮兽面纹眼梁部位的纹样也就是人字形尖突[5]。图片 6图3 瑶山M4:34、M11:83璜的拓本图片 7图4 瑶山M12-2789琮 新近,位于余杭临平的玉架山也出土了一件刻划有类似纹样的类冠状梳背玉器[6]。无独有偶,2012~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良渚遗址群南部的大雄山山麓官井头遗址发掘了一处高等级的良渚文化早期墓地,又出土了2件人字形尖突玉璜[7]。由此可见,在良渚遗址群良渚早期(我建议可以称之为“良渚文化瑶山期”),这类人字形尖突的纹样占据了相当的地位,成为凌家滩玉文化与良渚玉文化交流鲜明的佐证。图片 8图5 良渚官井头M54局部 那么这类人字形的尖突有什么意义呢?潜山薛家岗这3件璜形玉器的纹样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瑶山良渚文化早期出土的相关纹样的璜与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相对于环玦的起源,璜的历史实际上非常短暂。从已知的考古材料看,最早的璜形器是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所出,第一次发掘中获璜形器2件,T302②:1长6.2厘米,两端鼻形孔未透,端面为扁圆形,应该是残断后改制的结果;T202②:6为“璜形管”,两端对钻穿孔,孔呈凸形,便于穿系[8]。第二、三次发掘又获1件“璜形器”(T0512湖Ⅳ:1),淡青色萤石,长2厘米,截面呈椭圆状,截面径1.2-0.6厘米,对钻穿孔[9]。湖Ⅳ-湖Ⅰ、独木舟遗迹属于遗址的第一阶段,约距今8200-7500年。这样一来,这类璜形器的年代得到了确认。这应是最早的璜例。杨建芳把这类玉器另定名为“石曲管”[10],也说明与一般柱状体的管不同。 跨湖桥文化之后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马家浜文化早期,以及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中,几乎没有璜的出土报道,河姆渡遗址第一、第二期出土的所谓“璜”,分为一端单系孔、两端双系孔,个体均不大,而且单系孔的,似乎更是玦、环残断后的再次利用[11]。当然,这类玉器是不是在璜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还不得而知。 璜真正的发展是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大家都已经注意到,红山文化玉器中不见璜,同时期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也不见璜。所以,几乎可以断定,璜的缘起和发展,应该在长江流域,如果考虑到湖南洪江高庙遗址2005年M26等出土的条形璜[12],那么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璜的源起地,大体无误。如果考虑到凌家滩文化中片状璜的丰富多样,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璜在墓葬中彰显的性别和身份地位,那么长江下游地区应该是璜的主要发展地。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璜遵循着从条形璜向片状璜的发展过程,条形璜有圆心角大小之别。实际上,璜的这一基本发展脉络背后蕴含着材质本身的变化要求,在透闪石软玉还没有取得决定性地位之前,璜的材质主要有石英、玛瑙等高硬度的材料,根据桐庐方家洲玉石制造场的发现,这类材质的璜均采用琢打成形的方式[13],我认为早期的石英玛瑙类条形璜的圆心角不同,很可能只是受到了琢打技术的限制,圆心角小的,显然技术难度要高一些。 但无论如何,圆弧形的条形璜也好,另外一些桥型的璜体也罢,其外缘均保持一定的圆弧度,圆弧起来的轮廓看上去是一个半空的圆,实际上也应该作为一个实体。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璜会有半圆形的凹缺,为什么凹缺的部位还会有特别的纹样,比如人字形的尖突。 同样,璜的外缘部位、璜的两端,甚至璜体也会成为某种动物,或者观念动物的载体。先撇开薛家岗的这3件标本,以凌家滩为例,璜的两端对称雕琢虎的形象,如87M8:26;璜的两端各雕琢龙首凤尾,如87M9:18;或一端雕琢鸟首形,如87M15:40;璜的外缘雕琢呈光芒状的锯齿,如87M11:7;璜的外缘另有伞状突出,如87M11:4;璜的两端对称雕琢伞状纹样,如87M15:50[14]。凌家滩墓地中,这类璜的标本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图片 9图6 两端和外缘雕琢兽首和特别纹样的凌家滩璜 这样一来,在讨论璜形制与其内涵时,内容就显得更为丰富了。凌家滩是迄今为止出土锯齿璜数量最为丰富的遗址,至少有14件,璜可以说成为了锯齿纹样的唯一载体(锯齿的形式还见于87T11②:9环),说它们是太阳光芒的象征,不会有太多的歧意。由此,是不是也可以佐证,璜也是太阳崇拜的体现,璜从缘起到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太阳崇拜的影子就被植入了。 前文说到,璜的圆弧所形成的半孔的圆,实际上也是一个实体。安徽太湖县城西乡金平村遗址1992年出土的锯齿璜,“出土时璜中心放置一不规整的小玉璧”[15]。人字形的尖突就是这一实体的体现之一。那么它可能是什么呢?这个人字形的尖突与介字形冠一样,也应该是象征太阳,是太阳形的冠冕。尖突结合外廓圆弧的造型早在河姆渡文化就开始有了,一些研究者会对如此的联系有所怀疑,如地理位置相隔太远,文化传承没有直系的关系,但从河姆渡文化早期出土的一系列图像标本上,确实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河姆渡T226:79的象牙质蝶形器,我曾撰文指出其图像在使用时实际上是倒过来的[16],但这并不妨碍图像本身的表达,两只鸟首环绕着重圈的太阳,太阳有着尖突状的发射光芒。这类双鸟与太阳结合的图像显然是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主题,T224:82蝶形器亦然。这个整体的尖突形圆弧外廓的造型,在河姆渡T33:98瓦形陶块上也有发现,成为左右两侧兽拱卫的主体符号。我们不是说凌家滩、薛家岗出土玉器中的尖突是河姆渡文化这类造型和纹样的延续,而是两者之间在表达和含义上可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7]。图片 10图7 河姆渡文化中的相关图像资料 薛家岗M40:23璜形器尖突部分的含义,应该是太阳的光芒。 那么薛家岗M49:4璜形器的造型有什么含义呢?T17④:63-1璜形玉器残损,线搜的纹样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呢?2012年2月我应邀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朋友们交流考古绘图,事前我提出想上手薛家岗的这两件玉器、烟墩山出土锥形器的相关陶器。在获得李虹所长的允肯后,与朔知先生等在工作站观摩这2件现藏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薛家岗璜形玉器,T17④:63-1璜形玉器正面略弧突,背面保留有成形的线切割痕迹(《潜山薛家岗》彩版一一即为正面),正面右侧下方有断裂后的缀补小孔2个,观摩发现,璜形器器体对称两侧的线搜螺旋的顶部并不透穿璜的顶部,璜顶部左右对称原先各有3个渐深的凹缺,凹缺用斜向线切割而成,以至于凹缺的底部尚留起取后的小尖突。这三道凹缺让我马上联想到反山M16:3璜形器[18],一起观摩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叶润青研究员,他对大家说:这个会不会是眼睛呢?图片 11图8 薛家岗T17④:63-1璜形玉器的复原图片 12图9 反山M16:3璜形器 叶润清兄的提醒非常有价值,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瑶山M4:34璜正面雕琢兽面图像,我曾把它称之为“亦龙亦兽的变体龙首纹”[19],该璜的人字形尖突与两侧的兽面大眼、人字形尖突下方与龙首纹密切相关的菱形图案紧密联系。图片 13图10 瑶山M4:34璜兽面纹的解读 与瑶山M4:34璜纹样有关的是瑶山M11:84璜,这件璜的纹样解读,发掘者最早把它释读为“相向的两个龙首的侧面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躯各奔东西的龙首”、“双龙相背是二者共同的构图特征”[20]。对于纹样的布局,无疑这是正确的解读。那么璜体中间的纹样呢?它仍旧是一个亦龙亦兽的兽面像,眼睛与相向的侧面龙首(看上去很接近“虎”首)共用,宽U形的鼻子,鼻梁上去有龙首纹特有的菱形图案,两侧的下肢也与相向的侧面龙共用。这种把不同的兽,或者禽、兽组合在同一件玉器上,凌家滩98M29:6玉鹰就是,瑶山M11:84璜纹样的构图思维与它一致。图片 14图11 瑶山M11:84璜纹样的解读 三 凌家滩玉器中,线切割技术已经非常发达,除了用在切割坯件之外,也广泛用于线搜造型,如凌家滩87T1②:22双连璧,璧体分别钻小孔后分别以圆心圆周线搜,形成套合的大小双璧。这件双连璧有四个等分小系孔,凌家滩墓地中,多有大小环璧或环璧与环玦成组套合作为棺饰的例子,87T1②:22双连璧就是写照。凌家滩还出土了6件玉人,玉人双腿之间的空隙也以线搜而成。玉人外廓凹凸鲜明,我推测也应该用线切割拉成初坯。凌家滩线切割技术的娴熟为周边地区线搜玉器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早期出现的复杂纹样的线搜玉器就不是偶然了。 除了上述论述的相关线搜玉器标本,与薛家岗这3件标本纹样几乎一致的还有大别山西侧的武穴鼓山M148:1“半圆形玉佩”,这件与薛家岗M40:23璜形玉器的构形完全一致。鼓山M162:4“鸟首形玉佩”的线搜造型亦然。鼓山M97:1璜,应该是残璜改制,虽然线搜有中心圆形的花果形纹样,但一侧的螺旋也同与上述[21]。鼓山M148、M162共出的鼎为扁凿形足,足根部有圆形捺窝,可能还要早于薛家岗M40、M49墓葬单元,薛家岗M40共出有段石锛、9孔大刀,薛家岗M49共出5孔大刀,其相对年代应该进入良渚文化,说明就这一人字形尖突玉器的造型而言,在凌家滩文化时期,已经越过薛家岗文化皖江两岸的地盘,抵达大别山的西麓,只是薛家岗文化继续承袭和发展。同样,位于太湖西南倚靠天目山的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早期,虽然龙形玉器早已经出现,主宰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兽面像也已经成熟,但是人字形尖突造型的玉器,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从良渚遗址群北部的瑶山祭坛和显贵墓葬,到良渚遗址群南部大雄山山麓的官井头,其分布范围还不小,显然在当时也是琢玉工艺领域的共识,可见凌家滩玉文化的影响。图片 15图12 武穴鼓山出土的相关线搜玉器标本 新石器时代璜,源起于长江流域,发展于长江下游,寿命并不长,条形璜的历史大体也就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至于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片状璜的历史更短,以反山、瑶山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早期之后,璜就阙如了。薛家岗文化中的璜延续的时间稍长些,墓葬中共出土12件,属于四~五期。璜的没落有两个原因:其一,凌家滩文化至于薛家岗文化,本身琢玉工艺就逐渐衰落的趋势,按照朔知的说法,薛家岗文化的玉石工业转移到精准测量的石器制造中去了[22]。其二,相对于凌家滩墓地、薛家岗墓地中璜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晚期的璜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特征,青浦崧泽遗址1961、1974~1976年发掘的100座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璜17件,有3座墓葬各出土2件,其余一墓1件,经鉴定幼儿2座,成年女性7座,不明4座,中年男性仅1座[23]。人骨保存较好,经过性别鉴定的崧泽文化出土璜的墓例大多如此,女性占据了绝对的数量,而且,出土璜的往往不与石钺共出,而与纺轮共出。这种情况,不见于凌家滩墓地,也不见于薛家岗墓地。进入良渚文化之后,随着体现男性威权的钺的地位越来越彰显,琮成为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指标,璜退出新石器时代的舞台也是情理之中了。 安徽境内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概貌,已有不少学者专文论述,如张敬国、杨立新、张宏明等[24]。安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甚为独特,不但是苏鲁豫皖交汇融合的大熔炉,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蓬勃繁荣的纽带,安徽境内从北向南,依次为淮北平原、淮河流域、大别山-张八岭的江淮丘陵、皖江流域、皖南山地丘陵,既有横向的自然环境相隔,又没有南北交流的阻挡。就玉器发展而言,总所周知,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区域的琢玉技术相对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而言,很不发达。琢玉工艺突然迸发的是凌家滩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江北裕溪河畔的凌家滩、江南宁镇山地丘陵的北阴阳营突然掀起了璀璨的玉文明。凌家滩玉文化对同时期皖江流域乃至大别山西麓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也通过长江和浙西北-皖南的通道影响到了环太湖流域。凌家滩玉文化之后,这一区域的玉文化突然衰落,薛家岗文化虽然一时高举了凌家滩玉文化的接力棒[25],但可能因为玉资源限制的原因,也可能因为这时的旨趣有了不同,比如薛家岗的居民确实专心致力于石器,尤其是多孔石刀的精确制造了,更加上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之后的良渚文化这时一枝独秀,使得凌家滩玉文化之后的安徽境内琢玉工艺没有承袭以往的辉煌。良渚文化成为长江流域这一时期玉文化几乎唯一璀璨额明星,安徽境内有多处地点出土良渚文化式的玉器,除了玉钺的地点,如1993年怀远县龙王庙遗址出土了一对雕琢典型良渚玉器兽面纹的改制环状玉件,1996年肥东县张集乡刘岗村出土的15节高39.9厘米的琮等,说明良渚玉文化在向北的扩散过程中,除了沿着现在京杭大运河的这条线路,还向西北越过了淮河流域的腹地。1986年萧县金寨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玉器,这批玉器年代跨度不小,从桥形璜到良渚文化的玉璧、刻纹锥形器,还有如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刀形玉器”等[26],根据新沂花厅遗址的发现,金寨遗址所在的区域极有可能是大汶口鲁南文化圈外围与良渚文化往北交流传播的直接接触地带,再往西北就要越过商丘、太康抵达黄河中游了。 2014年11月9日 安吉安乐工地[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插图采自彩版一一。[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3] 朔知:《初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兼论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图四。[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2、154页。[5] 宋建:《凌家滩文化的冠、玉冠徽及相关问题》,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又宋建:《河姆渡文化的冠冕及鸟鱼纹饰》,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8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照片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课题组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拍摄。[6] 楼航:《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国家文物局:《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2年4月·北京。[7] 赵晔:《官井头——大雄山丘陵史前文化的一个窗口》,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四十八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赵晔:《浙江良渚官井头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页。[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18-19页。[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年, 第168-169页,图版三五·7、8。[10] 杨建芳:《长江流域玉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页。[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79、263页。[12] 2006年8月14日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聆听贺刚研究员演讲《湖南洪江市高庙考古发掘汇报》。[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县博物馆:《桐庐方家洲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造场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14] 插图采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15] 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图录系列之三),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74页。[16] 方向明:《关于河姆渡T226:79“双鸟朝阳”蝶形器》,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6页。[17] 张捷等认为薛家岗石刀石钺朱绘的“花果形图案中间的花果代表了太阳”,这是有道理的。参见张捷:《薛家岗红色花果形图案辨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远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年文集》,黄山书社,2008年。[18] 照片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课题组邓聪教授拍摄。[19] 方向明:《良渚玉器的图像和刻纹——龙首纹和神人兽面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20] 芮国耀、沈岳明:《良渚文化与商文化关系三例》,《考古》1992年第11期。第1042~1043页。[21] 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4页。[22] 朔知、杨德标:《薛家岗石刀钻孔定位与制作技术额观测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2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附表一。[24] 张敬国:《安徽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文物研究》第十一辑,黄山书社1998年;杨立新:《安徽地区史前玉器的发现与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文物研究》第十二辑,黄山书社2000年;张宏明:《安徽出土史前玉器的初步研究》,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25] 泛巢湖区“距今5000年左右的遗址目前发现的数量很少,似乎昭示该区域文化发展的某种变故”,又,“从安庆到枞阳一带有大别山余脉形成的一条带状山脉,它与大别山主体之间形成了一条桐走廊与巢湖流域西半部相通”。参见朔知:《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特点与考古调查方法》,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远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年文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67页。[26] 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金寨村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玉器》,《文物》1989年第10期。(作者: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发表在《玉英溯源——安徽历代玉器研究文萃》,感谢方向明研究员慨允本网转载!)

凌家滩遗址位于长江以北的安徽含山县,沟通长江与巢湖的裕溪河从遗址南边流过。距今5700年前的某个时候,一支人群来到这里定居下来,遂有了凌家滩聚落的出现,大约百十年后,这个聚落获得快速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后来又进一步发达。它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是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批玉器使凌家滩聚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丛体中拥有了耀目的光辉,不仅照亮了一直沉寂无声的巢湖地区,也成为东亚文明璀璨的瑰宝。固然,支撑这个玉器文化的社会当有不同凡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也是考古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近年围绕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所开展的考古工作也颇有斩获,如区域系统调查得知,凌家滩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巢湖地区唯一的特大型聚落。此外,还发现了周长超过2000米、最宽达30米的壕沟、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遗存、周边聚落遗存等,这些考古成果不断丰富了人们对于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的认知。能够充分表现凌家滩文明高度的遗存是编号07M23的一座墓葬,它是凌家滩遗址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这座墓位于墓地的核心位置,也靠近祭坛的顶部。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玉雕猪形器,全长约72厘米、宽32厘米,重达88公斤。墓中出土遗物共计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另有碎骨和绿松石各1件。玉石器以钺、环、镯、璜、玦、璧、锛、凿等器形为主。在墓坑中随葬的玉、石紧凑成层排列,中部位置还有3件玉龟,龟的腹腔内还有2件玉签。其他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颇具特征性的玉器,如87M1出土的玉人;87M4出土的玉版及玉龟;98M29出土玉人、玉鹰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物。图片 16凌家滩07M23图片 17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猪图片 18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 今年是凌家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召开了这个学术研讨会以兹纪念,本人作为受邀代表荣幸参会。 12月2日上午开幕式上,张敬国先生作题为“凌家滩文化”的主题发言,张先生是凌家滩遗址前五次田野考古发掘的领队,整理和出版了凌家滩遗址的考古报告。他的学术人生与凌家滩遗址结下了无法割舍的情结。他在发言中交代了为什么要开这么一次会,“因为凌家滩文化的研究面临边缘化的趋势。”直言不讳的风格一如从前。他说,年前他提出要召开凌家滩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但地方政府不积极,不想开这个会,最后通过李修松副主席来促成这个会。会上的这一番表白,其坦诚与担当令人佩服,有几分豪气,也有几分苦涩,表达出考古工作者的艰辛与坚守。接着,他介绍了凌家滩的发掘情况和玉器的情况,他的发言是对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研究的一个全面回顾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图片 19会议现场 开幕式及主题发言到上午10时左右结束,与会代表乘车前往凌家滩遗址,赶到遗址时已是正午时分,在这一带颇有名气的老鹅汤饭店吃了中饭,喝了老鹅汤,随即参观遗址。当年发掘的祭坛和墓地,现在已经做了保护展示,保护的方法是将原来的墓坑、祭坛及其遗迹回填,其上覆土,然后在上面做复原性展示,这个展示完整地复原了当时墓地、积石、祭坛的情况,借以重现当时的情景。按照不改变原状和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这样的覆土回填保护是可取的。但是,在上面做的复原性展示,却不尽理想。因为这种露天复原展示,并没有展示真实的文化遗存,同时,还得为这个展示的遗存做保护,实际上是对一个复原的假的文物本体“做保护”,如日常维护、修整、养护、监测、巡查,等等。但是,这样的复原性展示是否能够表达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否能够展现文物科学、艺术与历史的价值?仔细琢磨起来,还真是一个问题。在遗址保护范围建的凌家滩文化村、凌家滩文明探源馆、考古工作站却是很有特色甚至亮点,值得一看。图片 20凌家滩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区图片 21凌家滩考古工作站 3日上午是研讨会,有七位代表做了PPT发言。首先是朔知先生介绍凌家滩近年的聚落考古情况。朔先生是善于充分表达内心想法的高手,也善于理论概括和逻辑推理,具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他谈了凌家滩的兴衰,谈了整个皖江的环境与聚落变迁。他近年在凌家滩及其周边开展了聚落考古,主要是做系统调查和勘探。他明白凌家滩遗址聚落考古要做什么,因此起初就制定了严密的规划,设置了大地方格和坐标,所谓织网成图,再按图索骥。凌家滩区域调查的范围很大,共进行了五季八次,基本掌握了裕溪河一带的情况,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区。考古发掘确定了一处大型遗迹,有红烧土,基槽,还对壕沟进行了解剖。附近的韦岗遗址也发掘了壕沟和一些遗迹。这些年的工作表明,凌家滩是当时裕溪河流域唯一超大型聚落,是周边小聚落聚变的结果,其有效控制范围在几百平方公里以上。毫无疑问,这些成果是很重要的,不仅摸准了凌家滩遗址考古的基本方向,也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岭老师专门谈了凌家滩07M23出土玉器无损分析及相关问题。她与同事一道,利用日本Horiba 公司的XGT-700能力色散荧光光谱显微镜对凌家滩07M23出土的254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条件是X光管电压,30KV,管电流,1mA,采谱时间,150秒,每次分析采谱2-3次,取平均值。解谱方法为单标样基数参数法。基本结果为:凌家滩玉器中,软玉占90%,蛇纹石占4%,玉髓占6%。在软玉中,透闪石占81%,阳起石占11%,偏阳起石占 8%。发现石钺制作与质料存在相关性,大孔弧刃形为叶蜡石类,含刚玉,偏独山玉类,石锛为绢云母类为主。这说明质料的选择与器物的类型是有关联的。总之,遗址的玉是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一个系统。秦老师还谈及检测分析的设备问题,指出手持式的光谱分析仪做检测存在问题,要获得真实科学的数据,还得依赖更高端的设备和科学的方法。吕鹏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凌家滩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他指出,江淮地区动物资源丰富,同时也是文化交汇之地。他全面研究了凌家滩遗址的动物遗存,采取了动物考古学鉴定研究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同时还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如古DNA、锶同位素分析和食性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结合考古存在背景如动物遗存出土背景、动物形象玉器等深入探讨。通过研究,凌家滩动物有贝类、鱼、鸟、猪、老虎、梅花鹿、狗等动物遗存共计1000多件。猪有很高的比例,显示当时已经开始了家猪的饲养,但也存在着野生种群。通过对家猪死亡年龄结构分析,认为家猪可能有特定的年龄段,如1.5—2岁左右进行屠宰。通过食性分析,还可以了解家猪到底是圈养还是放养。他指出,凌家滩动物资源的获取主要是渔捞、狩猎和饲养等三种,动物饲养方式并没有占多大的比重。凌家滩与韦岗遗址的锶同位素分析可以发现这两个遗址的动物都是当地所产。田广林先生做了凌家滩与红山文化交流的玉学观察的发言。他认为,从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来看,玉人、斜口杯、玉钺、玉鹰、玉环、多联璧等均有很多相似性,意味着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南北上层社会之间彼此交流和双向认同的客观存在。这种交往和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意味着早期王者之间交聘之礼的形成。王晖先生着重讨论了凌家滩遗址玉鹰双兽图,他认为这是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图腾化表现。这种玉鹰双兽图,是鸟与兽的合体,就是半族的合成。陈明辉先生的发言题目是江淮下游地区马家浜晚期阶段文化格局的演变——兼谈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的形成。他指出,马家浜文化系统早期的源头是顺山集文化和双墩文化,马家浜文化系统晚期发生了从釜文化到鼎文化的巨大变革。同一时期,皖江地区、江淮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乃至西辽河地区面貌趋同。其原因是在早期庙底沟文化驱动下,后岗一期文化的对外扩散,由此形成以海岱、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辽河地区为主体的半月形地带。在庙底沟时代,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油子岭文化、大汶口文化进入本地化发展阶段,纷纷发现大墓墓地和大型聚落,遗址数量大增,开始大步迈向城市化、文明化和复杂化。这是一个大格局,谈大格局必须有宏观视野,明辉能够驾驭这么大的题目,说明其具有宏观的视野,值得称赞。另外,还有翁飞的发言,他主要谈了文化传承与利用问题,即深入研究大力宣传江淮远古文明瑰宝,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举措。这是一个更宏观的题目,当然应该有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凌家滩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确实也是考古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述PPT发言之后,是与会代表的自由发言。 王明达先生的发言声若洪钟,无需麦克风,他的声音也能传至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他指出,凌家滩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很高,他个人认为,要站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角度这样的地位上去考察。他认为这两天大家对其凌家滩文化的评价上,似乎还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要谈的题目是:“文明的标志——冠帽”。玉人头上的帽子,很重要。凌家滩出土了几件玉人,红山文化的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了一个陶人,戴帽子的人,这乃是“衣冠之礼”。因此,最早戴帽子的是红山和凌家滩,这个冠帽是很重要的,是文明的重要标志。王先生还说,凌家滩聚落对周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半壁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的东西,这种锯齿状的璜,西到楠木园,南到太湖,比如苏州的遗址也发现了锯齿璜,但最多的却是凌家滩。另外,冠状器可能也影响了良渚。王先生还认为张敬国先生所说的凌家滩大墓是玉石匠人墓,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拥有这么多财富的,肯定不是匠人,而是统治者。凌家滩聚落兀立于巢湖地区,为什么只此一家?这么辉煌的文明,不可能只此一家,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宋建先生发言认为,凌家滩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要将其推向世界。一是从时间上,年代延长了几百年,时间不短。他还指出,现在谈红山、凌家滩,但不能漏掉了大汶口,在五千多年的中国中东部地区,迈开了社会阶层和等级分化的步子,也开始了聚落的分化。它与东山村聚落不一样,这里的墓地,肯定都不会是匠人,是一个高层人士的墓地,如果这是一个延续几百年的墓地,那么三百年还不能完全相对,这三百年不一定都是高峰期,可能有起伏。社会分化的问题还要找到下层人士的墓地。现在为什么要置于世界文明的大框架,主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属于世界的古老文明体,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并列为世界三大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它的发展是可以放到世界文明体系中来比较。他说,我们进入了考古的黄金时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也已经进入世界文明考古的黄金时代。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体系框架中。戴向明先生插言,从文明体系而言,世界文明就是以两河—埃及文明为主的环地中海体系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体系。张敏先生的发言指出,凌家滩遗址是巢湖流域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在它的周边有一系列小遗址,所以它是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凌家滩文化可能与巢氏有关,也与后来所谓夏代之南巢或许有关。魏坚先生发言指出,就凌家滩遗址而言,要做聚落,就要加大发掘的力度,而且要做重点的发掘,才能加快对它的认知,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它与哪个考古学文化有关联?它的社会组织情况如何?都是需要通过发掘才能解决的。文化命名并不重要,而是要加大基础的研究,要揭开聚落的基本情况。赵宾福教授发言谈了二个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到底是哪个绝对年代?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他个人认为,如果放弃碳十四,凌家滩在长江下游这一块应该在东山村之后、良渚之前。从外部来看,与红山比,它比红山更加进步,红山还没有它发达,因此或许比红山还要稍晚一点。第二是身份问题,它到底是谁?东边有崧泽、有良渚,西边有薛家岗,它的文明程度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文化?从一些整体文化来看,它有一些其它文化的东西,它的身份和归属就一定要搞清楚。凌家滩肯定是把中华文明推前了一步,中华文明是多元的,每一个“元”都有自身的源头,所以要说清楚。有很多工作需要考古学家来完成,如果考古学家不做这个事,就会出问题。孙周勇先生是第一次来凌家滩,他的发言首先对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致敬。他指出,一个遗址的做大做强,是一个过程,最先引起世人注意的是一批红花,但还要有绿叶,考古要做许多基本的工作,如区域考古调查,何以凌家滩?就要通过区域调查来解决。聚落里面除了祭坛和墓地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遗存,不发掘就解决不了较多的问题。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到底控制了多大的范围,它是否控制了薛家岗或者北阴阳营?工匠墓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一般而言,匠人作为掌握最先进技术和工艺的人,应该有较高的等级和身份。(张敬国先生插言:我对凌家滩玉料的调查,与人合作,我们发现它分布在周边几个县,甚至包括大别山,都是凌家滩玉料的来源)。 张居中先生发言指出,凌家滩的成果是很大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丰富了世界文明研究的材料。如玉器以及祭坛、夯土、围壕,这些都表明这是一个超大的聚落,但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如玉龟、玉版,可能在中国占卜体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淮河流域有用龟占卜的传统,长江流域则有签卜的传统,跨湖桥的签有刻画符号,彭头山文化也有。卦签和卦筒可以追溯到凌家滩。这里的陶片保存很差,太碎,很难复原。这个文化到底从哪里来,还不清楚,因为巢湖地区还没有超过六千年的遗址,它从哪里来的?东北有很早的传统,而长江流域没有更早的玉文化传统。它是原创的中心还是次中心?这个年代是庙底沟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仰韶最多的是彩陶,可能与中原没有交集?关于去向的问题,它与太湖流域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张敬国先生插言:在修桥的时候发现了几十片彩陶)。 韩建业教授对凌家滩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回忆严文明先生在很多年前说过,3500BC左右是全面社会复杂化的关键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3500BC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发展出一个高峰。在这个社会聚变中,凌家滩是最重要的地方。他认为凌家滩聚落的年代,应该与西坡或者红山墓地大致同时,比庙底沟要稍晚一些,它偏早的时候与庙底沟还是有关系的,如龟的占卜就与中原有关系。凌家滩还是可以放在大崧泽一个系统里。它与红山文化肯定有关系,红山大墓也出现了钺,当然,与红山文化的关系也是有层次的问题,现在发现的肯定是贵族墓地,贫富分化不是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家族为主体的墓地,又富又贵,是典型的东方模式。关于工匠墓的问题,埃及也发现了工匠墓,这个墓地有很多玉料,可能工匠在文明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如何看工匠的地位?仍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王芬女士发言认为,首先,从课题思路和立场出发,以聚落来看待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中国历程的缩影,这是很好的实践。第二是年代问题,距今5700—5300年看来问题不大。聚落内部的情况综合来看,有社会分化,特别是工匠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出现的标志。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层级结构,是一个开时代先河的城市文明的体现。凌家滩的土台和墓葬在聚落中是处在最高位置,这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埋葬与祭祀同处最高位置,是与祭祀相关的集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东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刘辉先生发言指出,这个遗址与周边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无核心?有宫殿吗?通过进一步的工作要解决新的问题。如凌家滩作为玉器中心,是长江中游的杰出代表,它怎么来的?又如何消失的?它与良渚文化是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 王巍先生指出,凌家滩的考古工作重点要解决它的身份、源流、与良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另外,社会结构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必须搞清楚,并不仅仅是玉器,他预祝凌家滩的工作有一个飞跃。周润垦先生认为凌家滩聚落考古基础工作做得很好,做调查,分了几个区域,做了很好的调查勘探,也做了一个网络平台,为将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凌家滩文化为什么这么发达?他认为是兼容并包、融合创新的结果。有多元文化的加入。如石锛中刻花凹槽,在东山村马家浜文化遗存中也出土了这种凹槽的锛。下一个要落实该文化的主体特征,要了解其文化面貌,扩大发掘面积。尤其是村子里红烧土很厚的地方进行发掘。戴向明先生认为,搞清楚聚落的范围,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有些问题,如聚落的发展过程,环濠与聚落的关系,是否有大房子?都还值得探讨。可能大房子压在村子下面,因为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另外,搞聚落调查,区域范围若能做到1000平方公里以上,会看得更清楚。张立东先生发言说,从玉器研究到聚落考古,凌家滩走得很好。他指出,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传承,重要的乃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怎么从物质看到精神,搭这个桥的可能是艺术品和美术品。因此,除了科技的研究,还需要艺术的眼光。玉器的功用,如玉版,这个功用很重要,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是放在哪里的?还有龟形器,可能更像铃,因为它与二里头的铜铃很像。玉签上有孔,龟形器上也有孔,器物上的孔,不是无缘无故的。二里头铜铃上的铃舌是有孔的,只不过比较小。可否做一些实验考古,做一个玉铃来看看。陈杰先生的发言谈了三点:第一,启示。包括凌家滩、福泉山、良渚,开启了中国文明的先河,为世界早期文明的研究提供新材料。第二,疑问。凌家滩文化除了玉器外,到底有什么特色?这就需要更加扎实的工作。还有,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如果按照现有的年代体系,会要晚一些,要选搞好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第三,线索。凌家滩年代可能是崧泽偏早的时期,它后来如何?距今5500—5300年很重要,相关的工作还要扩大。 周广明先生发言指出,凌家滩文化的根系,肯定是农业文明,这很重要。凌家滩聚落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可能是养猪,是畜牧业的发达。还有就是空间节点,凌家滩的空间包括对河滩的利用,还有河流与交通,文化的多样性与空间上的位置是相关的。孙英民先生发言也谈到在距今5500—5000年文明化进程加速的问题,他认为凌家滩与中原一些聚落相比,比如,它与庙底沟发展的模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对玉器的文明化指证要换一下角度思考,现在把它作为文明的标志,有玉器就先进,没有玉器的就不先进,这是否可以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落后的标志呢?他认为社会文明程度衡量的标志要看社会,它的分工与分化很重要,如西坡遗址,它最大,周边较小。另外,他还谈到了保护问题,认为这个遗址的保护还真是有问题。基于遗产真实性的表达,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有保护罩或保护棚。如丹凤门、定鼎门等,就不错。 个人认为,凌家滩的玉器文化肯定是有自身的风格,稳定的风格,固定的程式和图像,包括墓地的安置、器物的摆放、祭坛、积石的设置,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出到底想要表达何种内容,但必定是当时最为严密的设计,这些或许就是凌家滩人的观念体系,或者说宇宙观的基本形态。这,就是传统。但这个传统是如何出现的?是被凌家滩人发明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东西?是从红山借用的吗?为什么要借用?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个人以为,凌家滩玉器社会的主人肯定不是红山人,凌家滩自有凌家滩的传统,这种传统也意味着一种仪式或者象征,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在史学文献中,黄帝、尧帝是很多传统的发明者,实际情况可能是为了达成圣贤或王者的隐喻及象征。另外,在研究凌家滩文化时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凌家滩文明为什么要抛弃它所创造和建立的一切?是玉资源枯竭了吗?是社会崩溃了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回答的。 2日晚餐,张敬国先生拿来一个题词本,要大家在本子上留下一句话,大家乐意地写了一些文字。“凌家滩遗址的发掘,把中国文明化进程提早到了五千多年前”、“凌家滩玉器是中国史前玉器的杰出代表”、“美哉凌家滩”,等等,很多溢美之词,确也恰如其分。我以“千里江山远,美玉传湖湘”来表达湖南地区史前玉器与凌家滩文化之间某些模糊的关联。从考古发现来看,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不多,距今6000年前湖南没有玉器,湖南出土玉器较早的是城头山M678,时代为大溪文化二期,距今约为5800年左右。此后,在南洞庭湖的沅江玉竹苞、资阳麻绒塘等遗址均有出土。同时,也在沅水中游的高庙遗址上层墓葬、沅水下游马栏咀遗址地层中出土,玉器形态多为璜、玦一类。1992年在发掘湘潭堆子岭遗址时也出土过类似的玉器残件。最近,在泸溪下湾遗址也有出土(下湾遗址出土玉璜的堆积单位,年代或许超过距今6000年。如此,则可能有另外的源头了)。这类出土玉璜、玉玦的地层年代大致在大溪文化中后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与凌家滩文化大致同时。但是,这类玉器与凌家滩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还不清楚。是远距离交流?还是经过了中间某些环节,现在只能是模糊的线索。或以秦岭、崔剑峰老师的仪器和标准来做同样的检测,方可看出端倪。 附记:多年前,读凌家滩遗址考古报告,读得心情沉重而又荡气回肠。又多年前(2012年12月2日),参加凌家滩文化论坛,达成凌家滩共识。这次(2017年12月2日),则是为纪念凌家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而来。这里记录的,是发掘者的成果介绍、研讨会上专家的发言以及笔者个人浅见,记录未经发言者个人审阅,与原意有出入或谬漏者,概由本人负责。郭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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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凌家滩M15出土水晶耳珰及其遗物分布组合(依张敬国图,1991年,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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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凌家滩水晶耳珰(M15:34)凹槽部分的区分(依张敬国、杨竹英、陈启贤,2002)

(原文载于《线切割vs.砣切割~凌家滩水晶耳珰凹槽的制作实验》,《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23卷第1期。

 

 

(原文载于《线切割vs.砣切割~凌家滩水晶耳珰凹槽的制作实验》,《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2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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