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历程,解密有多少德国
分类:世界史

蔡先生认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彻底反思纳粹历史的主要原因在于战胜国在纽伦堡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对日本的战犯,战胜国在东京也举行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犯也被判以死刑。为什么东京大审判后的日本社会却没有像德国那样能够彻底反思呢?可见,蔡先生对纽伦堡审判作用的估计可能过高了。纽伦堡审判是有一定作用,但在德国民众中也引发了不满情绪。到1951年6月,当最后一批纳粹罪犯被处死的时候,德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西方战胜国在其占领区实行的"非纳粹化运动"因冷战原因都半途而废了。纳粹高级将领被提前释放,成为西德重建军队的骨干力量。
  
  从来信可以看出,戴先生对各国历史具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与思考,但他的推理与结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戴先生不认同笔者认为一战以后德国右翼势力比当今日本右翼势力还要强大的观点。更确切地讲,是不认同笔者认为一战以后德国右翼势力很强大的观点,提出了有关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在国会大选中的票数为证。这些数字表明,两党大选成就相加始终都超过纳粹党。但是,一战后德国右翼不仅是纳粹党,还有德意志人民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希特勒是以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的右翼联盟的方式上台的,两党在1932年11月6日的大选中共获得了41.4%的选票(纳粹党33.1%,德意志民族人民党8.3%),而获得11.9%选票的中央党也表示会做出间接或直接的支持。这样,右翼联盟在国会中就享有53.3%的绝对多数,远远超过了两个左翼政党的37.3%。
  
  而且,政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成绩不是衡量其政治力量的惟一标志。在魏玛共和国的军队、国家机关、司法部门中,原帝国时代的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1925年春,原帝国元帅、保守势力的象征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这可以说是德国右翼势力开始重新主宰德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也开始右倾化。他们试图利用魏玛宪法时期的总统与国会二元制,通过兴登堡来制约国会以及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1930年,在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主持的大联盟政府瓦解,兴登堡实行了总统内阁制,将社会民主党挤出政府。总的来说,魏玛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德国右翼势力逐渐复苏并压倒左翼,推翻1918年革命成果的历史,而希特勒上台则是这一过程的最终一站。
  
  其次,戴先生不同意我对阿登纳政府"相当保守"、对纳粹历史"睁一眼闭一眼"的评价。不错,阿登纳是受过纳粹的迫害,但是将他与勃兰特一起称为"反法西斯战士",这不太恰当。阿登纳确实主张与西方战胜国及以色列和解,并向犹太人做出赔偿。但他对纳粹历史确实是"睁一眼闭一眼"。而且,冷战开始后,在西德的"非纳粹化运动"半途而废。许多纳粹高官被提前释放,并得到重用。阿登纳本人还到监狱探望被监禁的纳粹高级将领,并邀请曼施坦因(纳粹德国陆军元帅)到总理府座谈。其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曾经是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纳粹德国奉行种族清洗政策的法律基础,1935年由希特勒签署)的起草人与解释者。针对左翼对前纳粹分子的清查要求,阿登纳曾不耐烦地说:"别再到处嗅闻纳粹的味道啦!"戴先生问,如果没有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反思,西德能走上一条"全新的建国道路"吗?如果"全新的建国道路"是指走上民主道路的话,那么西德初期历史的回答很简单:能的。
  
  再次,戴先生认为笔者关于西德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指纳粹历史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受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在此进行一一详解。但戴先生对西德学生运动对反思纳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质疑,或许与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的"洋红卫兵"的感受有关。对"洋红卫兵"的某些极左倾向可以有反感,但不必因此否定其对清洗纳粹历史的作用。
  
  应该说,对于二战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过程,国内舆论界了解得还不很全面,一般只知道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一幕,因此很容易倾向于得出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彻底反思了。另外,出于与日本右翼论战的需求,国人会把德国反思历史的形象绝对化,以衬托出日本右翼的顽固不化。笔者认为,德日之间历史态度的明显差距是肯定存在的。在《德国为什么能忏悔》一文中,笔者就这种明显差别的原因做出了探讨。但笔者也觉得,不应该将这种差别绝对化,将德国描写得洁白无瑕,把日本刻画得一片漆黑。就德国而言,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其初期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不够彻底,而在70年代以后也有过反复。
  
  二战后联邦德国确实对纳粹历史做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反思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而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还没有结束。应该说,充分了解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一波三折,不但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我们对德国人,特别是对那些对反思纳粹历史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人的尊敬。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反思历史的经典象征。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说没错,可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解密有多少德国人支持“华沙之跪”?

历史事件表

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

战后十几年,德国人“集体失忆”,只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带来了西德社会反思纳粹罪行的契机。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首次对“言论自由”作出严格界定,犹太公民有权要求纳粹分子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1985年,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否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应给予法律惩处。

战后初期德国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盟国实施的“非纳粹化”,并要求赦免纳粹罪犯

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日期间,提醒日本首相安倍“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说明“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默克尔在这里有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德国也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曲折后,才有了今天对纳粹历史较为彻底的反思。

图片 1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

二战结束后,盟国将对德国展开“非纳粹化”措施,追究纳粹的战争罪行。1945年盟国在德国纽伦堡公审纳粹首要战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统治二十余年。战后德国分裂,东德自居为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历史包袱;西德则在法律上继承历史上的德国,须面对纳粹这一历史问题。战后初期,在美占区还有18%的德国人“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政府能够创造强大的国家”;33%的人相信“犹太人本就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此外,在47%的人看来,“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①

一记耳光促德严惩否认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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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盟国确有必要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解散纳粹组织,废除纳粹法律,逮捕纳粹罪犯。纽伦堡审判后,美、英、法三国又在各自占领区清查纳粹分子,涉及案件数百万起。但冷战爆发后,西方盟国急于建立一个稳固的德国,不愿再在非纳粹化问题上耗费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万人被定为“有严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断赦免后,至1948年5月,仅剩下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待审了。②

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行,给中日两国间的正常交往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此类事件时有发生,既与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不彻底有关,也有法律层面上惩戒措施缺乏的因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的德国曾对纳粹暴行进行深刻反省,并立法严惩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做法。

德国民众认为纽伦堡公审是“胜利者的审判”,反感盟国实施非纳粹化

原本依照非纳粹化法令,1937年前参加纳粹的党徒一概不允许在政府、企业中任职。但事实上,为维持政府运作,大批纳粹分子被恢复岗位。以1950年的符腾堡—巴登州为例,其国务部有前纳粹分子936人,非纳粹分子249人;财政部有前纳粹分子1764人,非纳粹分子不过438人。③阿登纳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当年参与起草了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1933年就加入纳粹,在希特勒政府中任职的库尔特·基辛格,甚至于1966年当上了西德总理。④

西德新政权充斥纳粹分子

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而且,当时德国已成废墟,德国人流离失所,每日都为生存而奔波,无暇顾及清算纳粹历史,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

随着西德建立,非纳粹化行动草草结束。阿登纳对历史问题采用“实用主义”方针,既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给予犹太人赔偿,但又强调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使西德人在整个五十年代都没能反思历史,只谈论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东部领土的丧失,以及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战俘。“集体失忆”大行其道。

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战后重建并清理纳粹残余势力。在美苏的帮助下西德对纳粹分子进行了清理。此前在1945至1946年举行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共处决10名战犯。此后,在美、英、法占领区举行的多次法庭审判中,陆续判处794人死刑,486人被执行。西方占领区还进行了规模广泛的非纳粹化运动。据统计,受到审判厅审查的人数在美、英、法三个占领区达到366万人!

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而这也得到盟国的同意。

西德人当时还极力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用阿登纳的话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事实上,当时的西德政府并不愿意大规模清洗自己的“同胞”。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通过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罪行的法案,1951年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职位的法律。首任总理阿登纳上台后,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而当时人才缺口较大,他不得不放弃对一些有纳粹背景的人的追查工作。在他的任期内,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甚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在外交领域,老纳粹党人重回岗位的比例相当惊人,他们往往被派到南美或阿拉伯国家。尽管这些人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形象,但他们却频繁地保护纳粹分子,比如驻阿根廷大使馆毫不犹豫地给纳粹大屠杀主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家庭签发旅行文件。西德外交部甚至为纳粹分子提供过“警报服务”———在红十字会帮助下,通知约800名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避免去法国旅行。

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量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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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往事,德国历史学家维尔特说,尽管上世纪50年代被视为西德的“黄金时期”,但那时的西德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国家”,处在峭壁边缘,过去的幽灵挥之不去,轻易就能将它引向“临界点”。在很多历史学家和宪法专家看来,这一噩梦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应该说是出于幸运,是波恩共和国的一个奇迹。

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纽伦堡审判现场

“一记耳光”与一部美剧

于是,在当时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一些政府机构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国期间雇用更多的纳粹党人。尤其在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

60年代,西德人开始反省历史,但“华沙之跪”,仅获42%支持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带来了西德社会反思纳粹罪行的契机。当时,学生们感到德国民主受到了威胁,国家政治生活出现异化,广大学生对某些人借反共名义复辟纳粹主义表示担心。同时,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对越南的狂轰滥炸使德国青年一代对西方价值观产生怀疑,反战示威在德国蔓延。1967年,学生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学生们不仅抗议越南战争,而且要求父辈们公开谈论纳粹历史,使得在政府机关任职的纳粹分子惶惶不安。

冷战时德国直接依靠纳粹建立军队;美苏“宽恕”罪犯,使用曾服务纳粹的科学家

1959年,西德以全国中学毕业生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习的调查。调查发现,有57%的学生还没有讨论或学到纳粹历史,79%的学生没有讨论过魏玛共和国。⑤改变西德社会对纳粹历史沉默的,是60年代成为西欧潮流的学生运动。

1968年11月7日,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柏林召开党代表大会,一直追踪纳粹分子的西德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突然闯上讲台,狠狠地打了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一耳光,并朝他高喊“纳粹!纳粹!”(基辛格在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刚上台时就加入了纳粹党)。克拉斯菲尔德说,二战结束仅20年,一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这一事件轰动一时。在这股风潮影响下,1969年初,西德总统吕布克因其纳粹背景遭到舆论攻击,匆匆下台。同年,勃兰特上台执政,开始对政府先前的政策进行调整,陆续清理政府中有纳粹背景的人。

在冷战的背景下,战后的两个德国,在建立他们的新军队时,都直接依靠纳粹精英,都利用了前国防军官员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想知道,父辈们当初为何支持希特勒上台,又默许大屠杀的进行。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爸爸,在战争中您都做了什么’,揭开了老一辈人的伤疤,分裂了家庭”。如论者所说,“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关注确实引发了重大改变……基本上改变了西德的政治与社会”。这种改变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大屠杀的内容大幅增加。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播放进一步推动了西德社会对纳粹罪行的反思。这部由美国导演马文·乔姆斯基制作的《大屠杀》,改编自美国畅销小说,以一个与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家庭1935-1945年的经历为主线,全面再现德国纳粹在本土和东欧国家迫害、屠杀犹太人的历史。2000多万德国人含着泪水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部美剧,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人们开始从心底反思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这一灾难和伤痛。德国社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我们每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罪?德国年轻一代人开始提出疑问:我们的父母在纳粹时期干了些什么?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到了1985年,即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对德国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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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的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更加积极地倡导“正视历史”,开始保护集中营等纳粹遗址,营建博物馆,组织纪念活动。1970年,勃兰特与波兰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随后他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谢罪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只有42%的西德人觉得勃兰特的举动是适宜的,不少人指责他是“不要祖国的家伙”。⑥

“另类”作家多国遭禁

前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任用前纳粹军官,同时承诺赔偿犹太人

保守党的科尔上台,即改弦易张,主张解除德国与纳粹的捆绑,回归传统,使德国走向“正常化”,德国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围绕这个论题,西德在1986年掀起一场所谓“历史学家之争”,并通过大众传媒,为公众所关注。这场争论最终以右翼史学家的失败而结束,奠定了西德人对纳粹历史的共识:“为了赎罪,有必要牢记”。⑦

在反思纳粹罪行的过程中,西德逐渐加强了相关的立法工作。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首次对“言论自由”作出严格界定。根据这项判决,犹太公民有权基于德国公民权的规定,要求纳粹分子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联邦法院还认定,否认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对每个受害者的侮辱。1985年4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将否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判定为对犹太人的侵害,应给予法律惩处。1994年5月,联邦议会加重了“煽动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开场合宣传、不承认或者淡化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可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

而其他超级大国,譬如美国和苏联使用了曾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德国科学专家们。此外,盟军在冷战迫切时因需要得到西德的帮助便使出“忽略和宽怒”策略取悦西德,就如同纽伦堡的诉讼律师罗伯特·肯普纳所说的,是得了“宽恕热病”一样。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D·克莱在一个特别的慈善理事会的支持下,或是缩短许多罪犯的刑期,或是干脆直接赦免罪行。据说奥斯维辛I.G.法本上厂的经理弗里茨·特尔·梅尔走出监狱后,告诉他的手下:“现在美国手上有韩国,真是友善多了。”英国也效仿美国为前纳粹罪犯打开了监狱的人门。…

两德统一后,推行了更多反思历史的举措。如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揭幕……

在执法方面,西德政府也采取了具体行动。1958年移居加拿大的德国人钦德尔是个希特勒迷,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经营的一家出版社积极宣传纳粹思想,极力掩盖纳粹大屠杀真相,否认大屠杀事件发生过。为此,加拿大政府两次拒绝他申请加拿大国籍的请求。从2003年起,加拿大当局一直将他单独监禁,2005年将他驱逐出境后,钦德尔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刑。

60年代末期德国才开始全面反省纳粹历史

纵观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前后变迁,固然与德国人的认知变化有关,但主要还在于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引导。西德建立之初,积极赔偿犹太人,是为了赢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则是为了实现西德与东欧国家的和解,从而被接纳进联合国。今天,德国已树立起勇于反省的形象,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资产。

英国作家戴维·欧文是另一个被禁入境的着名人物。欧文1938年出生在英国,上大学期间就因经常在学生刊物上发表右翼言论而声名狼藉。1963年,他出版第一本着作———《德累斯顿的毁灭》,讲的是二战时期盟国对德国德累斯顿的轰炸。1977年,随着《希特勒的战争》的出版,在历史学领域他“收获”了不少骂名。书中,他宣称希特勒没有下达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命令,他的结论是:大屠杀的命令是希姆莱背着希特勒下达的。欧文说,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洗清“历史加给希特勒的恶名和污点”。

60年代初奥斯维辛审判激发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公知批评政府对纳粹清算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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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欧文又表示,不可能有600万之众遭到屠杀,“我所熟悉的文件和档案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被杀害的人有600万”。1989年,欧文出版了《勒赫特报告》,报告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并不存在,那是英国人捏造出来的。在1991年再版的《希特勒的战争》中,欧文将“大屠杀”的字眼从书中全部删去。

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

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挑选:分到右队意味着劳役,左队则被发往毒气室

由于这些“邪恶”言论,从1992年开始,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南非等国限制欧文入境。同年,德国政府明确宣布欧文的观点是荒谬的,他的言论在德国被禁止。2005年11月,欧文接受一个右翼团体的邀请,前往奥地利演讲。就在他驾车入境时,奥地利警方将其拘捕,随后判处其3年徒刑。

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做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生,引发了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达伦道夫同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60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注释:

事实上,除了德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1990年7月,法国立法机构通过“盖索法”,对1881年《新闻自由法》进行修正。依据“盖索法”,可对那些对纽伦堡审判裁决结果和前提提出质疑的人进行刑事惩罚。奥地利在1992年特别通过《纳粹禁令》,其中的第三款规定,“任何人通过印刷媒体、广播媒体或者其他媒介,公开否认、肆意轻描淡写或者赞同纳粹种族屠杀以及纳粹反人类罪行,将被判处1到10年的刑罚;危害特别严重的言行,将被判处最高20年的刑期。”在过去的20多年,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都以“否认大屠杀罪”判处了多人,刑期从3个月到5年不等。

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最终取消了罪行追诉时效

①⑤⑦周显亮:《二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非纳粹化探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②③吴琼:《战后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④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学习月刊》,2005年第7期;⑥郭力:《华沙之跪》,《世界博览》,2005年第8期。

随着纳粹罪行越来越多被披露,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追诉时效问题上作出应对。

二战的战败国德日,经济为何仍然那么发达?

在议会辩论中,有议员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但另一种争锋相对的观点,有议员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因此应该延长时效,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他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

恐怕得益于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他是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也是出色的外交家.当时西德是由西方控制的,东德是由苏联控制的,两边分别代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反对 、、共;;党的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予以西德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西德从一个战败国变成了西方大国的伙伴,而且美国在马歇尔计划范围内给予的经济援助起了引动作用;联邦共和国在开始时没有军费开支也为经济发展节约了资本;大批愿意辛勤劳动的被驱赶者和逃亡者的涌入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等等, 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当首推艾哈德博士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暂时是德国的

最终,联邦议院作出了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

审判时揭露的罪行也驱使年轻一代要求上一代交代真相,并要求清算漏网之鱼

德国人再一次遇到了奥斯威辛幽灵后,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和他们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甚为激进,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对政府机构组织的普遍批评。而在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无疑给年青一代带来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

60年代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那些探究前纳粹精英们的生活及职业生涯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许多曾经踞高位的纳粹官员毫发未损,毫无悔悟地又出现在联邦共和国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屠杀的罪犯,因为正义之网的疏漏而成为漏网之鱼。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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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总理基辛格曾是纳粹高官,女记者克拉斯菲尔扇了他一记耳光

一个着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在激进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勃兰特上台对外寻求和解并谢罪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

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变成恐怖主义,最终被消散。但是68年一代通过对老一辈的政治“反叛”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而且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得以巩固和传承,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社会新老代际交替的完成,68年成为社会主流,等各个领域对纳粹制度的产生及其根源不断地进行再认识与自我解剖,自觉地将反思历史作为的政治及道德义务,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而反思历史也成为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

资料来源:《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与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李乐曾;《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景德祥

结语:如果没有奥斯维辛审判对历史真相的披露,以及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特殊背景,单纯依赖战后的德国政府,是不可能完成对纳粹的彻底反省的。何况从法律层面上说,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算成功,大批纳粹罪行依然没有得到清算。所以,别把德国对纳粹的反省想得太美好。

责任编辑: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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