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台湾人,日本在台湾推行
分类: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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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全方位、多层面、以法西斯战时体制动员举国力量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在当时的日本也被称为“总体战”或“国家总力战”。因此对这场侵华战争及其决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军事、政治、外交层面,还必须关注和研究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教育等层面。日本军部甚至把思想战、经济战与武力战、外交战并列为总体战的核心内容,认为“能够把武力、经济、思想等各种作战手段进行一元化体制的国家,将成为近代战争的胜利者”。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同时要求台湾青少年加入日军做其炮灰,与同盟国作战。图为被迫加入日军的台湾青年和日本殖民当局为他们制定的战斗口号。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还大力推行台湾人民姓氏日本化。图为改换日本姓氏而受到台湾殖民当局表扬的家庭。

日本为了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支持大东亚圣战”,在 1940 年大搞所谓“日本建国 2600 年”纪念活动,并为此特地出版了《台湾保甲皇民化读本》,在台湾人民中间推行“皇民化”教育。图为《台湾保甲皇民化读本》书名页。

市民在参观抗战展览。京华时报记者范继文摄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对国内实行了所谓“举国一致”的法西斯战时体制,对日本国民进行最大限度的思想统制和社会动员,在当时被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我们只有充分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在国民动员和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等层面的决策、政策、措施及其作用、影响,才能破解其为何能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把整个日本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才能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动员和胁迫日本民众投入这场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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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全国人大立法确定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后的第三个纪念日。为纪念抗战胜利7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了“社会各界捐赠抗战文物史料”专题展览,这是抗战馆近年来首次以捐赠为题材举办的展览,首次展出散落民间的抗战文物史料及书画作品500余件。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决策中的国民动员和思想、社会、文化层面,又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对日本国民进行思想统制和社会动员,如灌输和煽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动员各阶层、各行各业民众参军或为战争服务,甚至把民众的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生育等日常生活全部纳入战时体制。对外主要是对中国进行思想战、宣传战、情报战和占领区的殖民奴化教育,如制造侵略舆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和东亚新秩序、打击和摧毁中国人的抗日意志、培植亲日势力、收集各种情报、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等,这些内容在本编所收资料中都有所反映。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的一个场面: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赤膊青年还是身着校服的学生,都不得不做出精神亢奋的状态,以显示“国民精神总动员”所取得的优异成就。

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强行推行日本节日,废除中国传统节日。图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节日表。从节日表中可以看出,节日表中的节日都是日本节日,而非中国节日。这充分暴露了日本殖民主义者企图同化台湾人民的险恶用心。

台 湾 公 民 教 育 研 究 会1934 年编印的《台湾中等公民教科书》下卷,宣扬日本神道,鼓吹天壤无穷的《天祖の神勅》。

此外,昨天抗战馆还举行了“正义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1周年演唱会”。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中有关思想、社会、文化内容决策的揭露批判,也必须运用第一手资料,因此本编着重收集整理日本军政决策机关、执行机构、重要社会团体,如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大政翼赞会等机构团体的有关决议、命令、通知、报告、宣传手册以及相关的行动纲领、指导方针、法律政策、实施方案计划等档案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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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记者张然

下面分别概述本编三个专题所收的主要资料及其内容。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民的举止言行都要按照日本人的标准进行。图为台湾青年手持日本国旗、军旗,头上扎着印有日本国旗图案的白布,参加庆祝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活动的场面。

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力推行日语,对学习日语好的家庭予以奖励。图为日本殖民当局颁发的日语家庭认定证书。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台湾于 1932 年出版的《国民必携思想涵养辞丛》,要求随身携带,随时阅读,借以培养日本精神。

社会各界踊跃捐赠

专题一是关于日本侵华思想战与文化宣传,主要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如何阐述和提倡“思想战”,以及在侵华战争中做出的关于开展思想战、宣传战的决策及其指导思想、实施方针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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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本次展览500余件展品的来源,抗战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7月7日《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在抗战馆开幕以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许多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以及抗战将领的后代,都将自己保存的文物史料捐赠出来。台港澳同胞也心系祖国踊跃捐赠。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则将他们在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地搜集的文物史料,远涉重洋捐赠给抗战馆。

早在1934年2月,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就发布了名为《思想战》的小册子,提出“满洲事变明确地警告我们:近代战争中有武力、思想攻略、经济这样三个作战部门”。并指出思想战的手段可分为三类,即对敌国、敌军,要挫其意气,陷其溃乱;对中立国要使其亲我恶敌;对自国民要树立对敌义愤与必胜信心。1934年10月陆军省出版的《思想战经济战》一书则鼓吹“高举思想战大旗”,具体阐述了思想战的各种战略战术。1935年鲤沼忍《论对华思想战》一文则把“满洲事变”后日本所遭到的孤立归结为日本思想战的失败,并指出单靠武力难以征服中国人。七七事变后,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7年7月15日,外务省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基调和“对华三原则”,即取缔排日、承认“满洲国”和防止“赤化”,并据此制定了对南京政府和华北各地方势力的不同政策。在此决策指导下,1937年8月15日,内阁情报委员会编写《国防与思想战》文件,指出思想战会使敌军士气沮丧,摧毁敌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致使敌国思想崩溃,并强调要将日本皇道国体观念彻底贯彻于全日本国民之中。1938年以后又开始制定具体的对华长期思想宣传战指导文件,如1938年8月5日内阁情报部所编《新支那建设的长期战》提出,为了战胜中国,“在武力战的同时,必须取得思想战的胜利”,并强调每一个日本人都是思想战的“战士”,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1939年4月18日,企划院提出《长期建设指导国策纲要案》。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自武汉会战后,日军陷入长期作战态势,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决策强调要加强思想战的指导,对内发扬“举国一致”“坚忍持久”精神,保持必胜信心,消灭共产主义,排除自由主义,鼓吹日本精神。对外宣传“东亚新秩序”,防止各国反日援蒋。对中国民众宣传放弃抗日、反苏防共、日中提携。实际上,所谓思想战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1940年3月4日,日本内阁情报部所编《支那事变处理的概貌》提出,“对于抗日弥漫的现状,必须以威力为背景打开局面”。1940年4月20日,由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发布的极密文件《华北思想战指导纲要》的中,宣扬其指导方针是“发扬日本民族必死的总力,摧毁敌人抗战意志,使中国民众接受东亚新秩序”。文件附录详述思想战的具体方式与方法,尤其强调要用军队、警察、特务等武力消灭共产抗日分子,扫荡共产抗日组织。

舞蹈训练也是日本“皇民化”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对台湾女学生进行日本舞蹈训练的场面。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的一个场面。

七七事变后,为了使台湾人及时了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台湾殖民当局特地出版介绍了这方面情况的《南支那读本》。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并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图为该书书名页。

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友人专程到抗战馆捐赠。广大艺术团体和书画家也积极与抗战馆联系,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抗战题材书画作品,捐赠给抗战馆,以此表达爱国之情。截至今年7月7日,抗战馆共接受文物史料及书画作品捐赠3673件,它们记录了大量抗战及二战史实,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日本内阁情报部在1940年举行了思想战讲习会,专题一收录了其中几篇后来发表的演讲稿,如安冈正笃《日本精神与思想战》、须磨弥吉郎《外交战与思想战》、小山荣三《思想战与宣传》等。特别是内阁情报部部长横沟光晖的《思想战概论》全面阐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战的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战术,认为“对敌方精神力的破坏即思想战,是对敌人的攻心战”,还具体叙述了对敌军、对敌国民和对第三国的思想战攻击手段。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事务官藤崎所写《思想战对策论》进一步探讨了思想战的理论问题,从战争责任论、战争目的论等角度,鼓吹与美化“大东亚战争”的“圣战与解放战”性质。然而,不管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如何为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与辩护,都掩盖不了其侵略扩张、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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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展览缅怀先烈

专题二是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社会动员,主要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对内进行战时体制下的国民动员方面的决策文件。大体可以分为对日本国民思想上的动员、组织上的动员和日常生活上的动员等三个部分。关于国民思想上的动员,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主要进行所谓“国防教育”和“国民教化”运动,如1937年6月26日内务次官和文部次官发给厅、道、府、县长的文件中,强调当前形势下国民教化运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动员日本国民做好思想准备,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投入即将到来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9月9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正式发布《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阁训令》,提出“八纮一宇”“举国一致”“坚韧持久”“官民一体”“辅翼皇运”等口号,要求全体日本国民“国民精神总动员”,即全力以赴投入这场侵略战争。1937年10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成立,发布了声明、规约,提倡“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灭私奉公的国民精神”。1938年1月,内阁又制订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该法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出版等各方面内容,将日本全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纳入战争轨道,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其措施不断强化。1939年2月9日,日本当局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方案》,9月宣布具体方针,包括政治的综合强化、舆论的统一强化、议会功能的战时强化、国民组织的战时状态强化、产业经济组织的战时状态强化、公众生活的战时强化等内容。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又开展“近卫新体制运动”,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1941年3月10日发布《治安维持法》,取缔政党和团体的活动,限制国民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成立大政翼赞会。到战争后期,为了垂死挣扎支持太平洋战争和“本土决战”,日本当局发表大量所谓鼓舞士气的文件,动员国民准备为侵略战争当炮灰,为天皇尽忠,鼓吹所谓“一亿玉碎”。

“皇民化”训练中的台湾青少年。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的一个场面: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赤膊青年还是身着校服的学生,都不得不做出精神亢奋的状态,以显示“国民精神总动员”所取得的优异成就。

这一时期,日本还在台湾创办许多报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台湾日日新报》。图为《台湾日日新报》报社所在地。

此次抗战馆筹备“社会各界捐赠抗战文物史料”专题展览,即是为纪念抗战胜利71周年,也是想表达对社会各界捐赠文物史料的感谢。这是抗战馆近年来首次以捐赠为题材举办的展览,共展出抗战文物史料及书画作品500余件,分5个部分。

社会组织上的动员,则是成立各种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官方或半官方社会团体,包括妇女、退役军人、青少年、地域等各种类型团体,如1934年4月10日成立大日本国防妇人会;1936年9月25日敕令成立帝国在乡军人会;1937年9月21日成立女子义勇队;1939年4月5日发布《国防总动员法》;1939年7月8日敕令《国民征用令》;1940年9月11日内务省令加强部落会、町内会;1940年10月12日发布大政翼赞运动规约;1941年11月22日成立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会;1942年11月11日联合成立大日本妇人会;1945年4月13日阁议组织国民义务队;1945年6月23日通过《义务兵役法》,15岁以上男子,17岁以上女子都要投入“本土决战”,充当侵略战争炮灰。总之,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利用战时体制,强制动员日本的男女老少一切力量投入战争,把全日本变成一部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给日本人民带来空前的痛苦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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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浴血奋战”,通过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抗战文物史料的展示,再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浴血疆场的悲壮史实;第二部分“侵华罪证”,通过日军单兵装备、书刊、档案、地图、照片等的展示,揭露了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与罪恶;第三部分“历史纪念”,通过抗战纪念章、邮品等的展示,表达了对抗战将士流血牺牲的尊崇和表彰;第四部分“研究史料”,通过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以及国外出版的抗战史料,展示了中华民族抗争的历史原貌;第五部分“书画作品”,通过展示书画艺术者们创作的抗战题材书画作品,表明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强信念。

日常生活上的动员,深入到国民经济生活和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将其统统纳入战时体制轨道,服从于侵略战争需要,如该专题收录的1938年9月8日次官会议决定,动员国民参拜靖国神社,为侵华战争战死者设立全民哀悼日;1939年5月20日,大藏省次官文件动员国民加强国防储蓄,准备持久战;1939年8月8日内阁会议决定将每月1日定为“兴亚奉公日”;1940年8月16日相关省厅会议通过《国民奢侈生活抑制方案》,限制国民的生活消费,以支援战争;1941年1月22日,内阁会议决定《人口政策确定要纲》;1942年文部省发布《战时家庭教育指导》。1943年8月12日发布《对战时衣食住行生活指导》《家庭报国三纲领•实践十四要目》等,把家庭生活也纳入战时轨道。

台湾“皇民化”运动中台湾青年被迫进行训练的几个镜头。

日本在台湾强迫当地人民升日本国旗,借以推行“皇民化”运动。

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台湾总督府博物馆。

展览将持续至10月

专题三是关于日本在占领区的殖民教育,内容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实行侵华殖民教育的决策及其具体政策措施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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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选出的文物史料,全部系首次展出。

首先是拟定伪满教育方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当年日本文部省服部书记官就提出“新国家的教育制度方案”,要求建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实业教育以及医学、法律等专门学校等整个殖民教育体系,特别强调各类学校必须将日语作为必修课。外务省的清水嘱托建议编写新版教科书,要把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改为“满洲主题”,在地方各级学校设置日语科,在伪满洲国设教育部,各省市县设教育厅、局,由日本人担任顾问。在大连的日本人板桥辩治也提出“满洲新教育方针五案”,向外务省建议编写新教科书,清除国民政府在东北教育的影响,大力推进“王道至上”奴化教育,培养日本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务实人才。可见日本统治集团的决策就是以推行侵华殖民奴化教育为东北日占区和伪满洲国的教育方针。为了推行同化和奴化教育,还成立了受日本军部控制的日满学会和日语教育协会,其经费来自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从事伪满留日学生的“辅导”和开办日语学校等,目的是排除“反满抗日”,宣传“爱满亲日”等。

“ 大 东 亚 圣 战 决 战”形势下的女子训练。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二十卷《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高晓燕、王希亮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华图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台中博物馆。

其中包括孟昭宇在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使用的学习笔记,八路军无线电第1大队第4中队队长兼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队队长钟夫翔写给父母的信,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使用的藤编文件箱、皮手套,豫湘桂战役牺牲的国民党新编陆军第29师师长吕公良使用的公文包,侵华日军军事机密档案,1944年11月皇民奉公会发行的《新建设》、1944年12月日本发行的《大东亚战争与台湾青年与写真报道》,侵华日军发行并强制占领区人民使用的军票,日军《石门临时战俘收容所概况》,日本为侵略战争绘制的各类地图等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犯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等相关机构密谋策划对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并策划设立相应机构。如在北平伪临时政府内设立文教委员会,由伪政府与日军特务部代表、日本教育顾问担任委员,控制占领区教育。外务省的文化事业部,则由第一课负责中国在日留学生和中国沦陷区教育事业的调查监督,由第二课负责日本在华殖民教育的资金补助。1938年9月30日,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又商定设立对华院,接管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负责的部分对华文化教育事业,以适应侵华战争以来对华殖民教育形势的需要。1938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阁议又决定在对华院的基础上成立兴亚院,统一掌管日本在华占领区的政务和“开发”事业,其中包括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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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

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制定了一系列对华殖民教育决策的文件,如1937 年12 月8 日,拓务大臣大谷尊三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中提出对华开展殖民奴化教育的具体策略。为了所谓“相互理解日中两国民族的国民性”,要发起“东洋文化复兴运动”。1938年5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向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提交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概况。1938年9月8日,日本外务省、文部省、陆军省及驻华占领区部门,在陆军省举行了“对华文化协议会”,重点讨论在华北设立私立学校、在华日人子弟教育、向中国占领区派遣宗教团体与同仁会诊疗班等事项,反映出当时对华文化教育决策的大致过程。

日本进行战争动员决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包括在校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图为七七事变后台湾小学生(左下图)和幼儿园儿童(左上图)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捐款时的场面。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二十卷《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高晓燕、王希亮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华图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部分重要文物

为了开展对华殖民奴化教育,日本军政特务系统对日军占领区的教育现状进行了许多调查工作,既为其决策服务,也反映当时其殖民教育政策和措施,如专题三所收《北平文化教育现状报告》、《满洲日语教育报告》、《华北及南京、上海教育施设概况》、《陕西初等教育状况调查》、《留日士官学生预备教育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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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友人罗生特生前物品

专题三还收录了一些关于日本对华殖民教育实践的原始档案文件,如任命在华占领区负责教育的官员、资助日本人所办学校教育、大力普及日语教育、资助日本人调查考察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还有鼓励日军占领区的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资助中国伪政府官员和学生到日本考察参观,特别是对中国教师进行打破抗日思想的洗脑“再教育”培训以及邀请日本大学教授为日占区伪政权培训各级各类教育人员等。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对华殖民奴化教育的这一系列决策和措施,都是为培养殖民地“顺民”“良民”,控制中国人思想,巩固在华殖民统治服务的,却往往激起中国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和斗争。

日本进行战争动员决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包括在校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图为七七事变后台湾小学生(左下图)和幼儿园儿童(左上图)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捐款时的场面。

国际友人罗生特,奥地利人,1903年出生。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逃避迫害,1939年罗生特逃到上海,1941年参加新四军,是第一位加入新四军的外籍人士。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救治过的共产党高级将领包括罗荣桓、万毅、曾炳华等。1949年回奥地利。1952年病逝。

2 “兵工泰斗”刘鼎的计算器

刘鼎曾在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刘鼎被誉为中国的兵工泰斗。曾在西安事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1936年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对张学良将军进行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评价刘鼎:“他为我们党的事业做过很多重要贡献”,习仲勋称他是“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3 日军印发的军事机密档案

这些日军军事机密档案内容丰富,包括1938年3月28日,署名为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极密《训示》:中国军队会战失败后,(在日军第1军的辖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成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小股部队渗透到日军后方,开展奇袭或破坏交通通信线路;日军第1军监察部印发的《警备情报》,刊载了八路军袭扰敌人,开展游击战争等内容;日军北部警备队印发的准备剿灭石家庄附近林钟村、马桥村等地共产党武装的命令;1941年关东军司令部宪兵队绘制的《中共“党匪”策动要图》,标注了中共北满省委第一路军、吉东省委第二路军、南满省委第一路军、冀察热地区地委挺进军的位置和活动区域等信息;1941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在满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及衰退概况表》。这批侵华日军军事机密档案真实详尽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北抗联及根据地军民对侵华日军的奋勇抗击。

4 日本宣扬皇民化运动的书刊

这是日本为宣扬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发行的书刊。皇民化运动,即日本化运动,指自甲午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本国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开始于1937年9月30日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到1941年4月9日,日本殖民当局成立“皇民奉公会”,“皇民化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推行日本语言的政策,限制对原本语言的使用,推动所谓“国语家庭”等;更改姓氏运动,要求改用日本姓氏;要求一般人民对日之丸国旗的敬爱,并要求齐唱君之代国歌;建立神道教的象征物神社;基于教育敕语的国家教育等。

5 日军强制占领区使用的军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疯狂发行军票,不仅充作日本军民的一切公私经济的收支,更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发行军票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日军凭借武力强制推行,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民众的财富。

6 《石门临时战俘收容所概况》

这份文件在国内首次发现,详细介绍了将战俘培训后作为劳工输送到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的情况。本身是粉饰“模范监狱”的官样文章,但依旧能窥见侵华日军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蹂躏战俘劳工的真面目,揭穿了日本侵略者不承认有中国战俘劳工存在的谎言。

7 日本为侵略战争绘制的地图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70余年间,发动和参与了一系列侵华战争,并为此绘制了大量地图。地图是描述现实世界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能够直观地反映国家领土范围,体现国家对管辖疆域的主张。从明治维新开始的70余年间,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穷兵黩武,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华战争,日本陆军测量部、大阪每日新闻、时事新报社等官方和民间机构,绘制了大量各式地图,地图印刷清晰,保存完好,图内标注的地形、地貌十分详细,各县、村庄、道路一览无遗,尤其军事地图等高线绘制十分清晰,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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