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国领土要求置之不理态度强硬,中缅边
分类:中国史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

内容摘要:

  香港中评社文章 原题:中国与印度边界问题应尽早解决!近年来,中国、印两国一直就边界问题展开了积极对话,以期化解旷日持久的边界争端。双方已建立一种机制,能“迅速消除”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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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界;中印边界;争端解决方式;和平解决;武力解决

关键词:

  中印边界全长约171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其中: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长约650公里;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长约400公里;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长约650公里。但是,中、印两国边界从来就没有正式划定过,只是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指出:为了有效地维持中、印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中、印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但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付出了大量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两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处理1959 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央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一阶段打政治仗,第二阶段打军事加政治仗,第三阶段打外交加政治仗。针对1962 年的第二次武装冲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等。通过努力,中国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主动。

摘 要: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问题属性相似,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在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问题情况相似但处置结果和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1962年10月,在印军完全拒绝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中、印之间爆发边界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后发制人,实施反击。而在首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申明大义,仍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蛮横拒绝和平谈判, 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3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关键词] 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

关键词:中缅边界 中印边界 争端解决方式 和平解决 武力解决

  内容提要:近代遗留下来的中国边界领土争端大致可以分为“位置性边界争端”和“领土性边界争端”。针对不同的边界问题,新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原则与办法。6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紧张与中国边疆局势的动荡促使中共领导人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中国相继与缅甸等6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所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保障了这一时期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尽快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在中国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的60年代,陆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赢得了较为安定的边疆局势。  关 键 词:边界 “位置性边界争端” “领土性边界争端” 睦邻外交  作者简介:朱昭华,女,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中国对于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始终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中印双边边界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中方愿与印方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图分类号] D82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杨勉,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张乐,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3 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陆地疆界为22800公里,与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14国为邻(2003年中国正式承认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此外,中国还有长达约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因而成为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1]12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央政府针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端制定了一系列的处理原则和办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国内外关系的紧张,西南、西北边疆局势的动荡,中国领导人开始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边界争端。1960年至1963年,中国相继与缅甸等6个国家签订边界协议,形成了新中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第一轮高潮。从外交研究的角度看,有关中国领土争端的系统研究还比较薄弱,国外的研究仅见威斯顿《中国的边疆》、盛长涛《中国的边界条约与边境争端》、弗拉瓦尔《漫漫和平路:对中国领土争端解决的阐释》等几部著作①,中国学界对建国以来关涉我国主权冲突的研究和说明更是缺乏,在现有各种版本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教材里,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讨论,更谈不上细致的分析。[2]18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陆地领土争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问题上,仅有聂宏毅《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对新中国成立至今陆地领土争端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邻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态度有着根本性影响。此外,一些文章也涉及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对边界争端的处理,如徐焰的《解放后我国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回顾和总结》;高飞《简评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原则及理念》;关培凤、胡德坤《新中国边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等,这些文章多偏重于政策原则的概括或史实过程的叙述。鉴于此,本文以新中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第一轮高潮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政府在处理边界主权纠纷问题上的原则与实践作一系统的梳理与探讨。  一、近代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争端  中国的历史疆域自秦汉统一以来,到清代,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开拓,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盛时期,其间两千年的伸缩变化一直是由历史上中国内部的因素主导的。中国内部统一、强盛时,疆域范围就大些,治理力度也强些,反之则疆域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3]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扩,中国周边属国纷纷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国,中国边疆危机迭起,边界领土不断丧失。遗留给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领土主权争议从根源上来说多是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所引发的结果。  在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与所有藩邦、属国只大致存在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主要是根据各自历来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特点是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与波动性。清政府在与藩属国发生边界争端时,虽然多数时期强调分清是非、坚持原则,但有时在藩属国表现得极为“恭顺”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本国疆土“赐予”藩属国,经常表现出不与藩属争地的“天朝风范”,致使边境地区出现管理松弛、辖境内缩,并为清末中国与邻国划定边界时出现更多的所谓有“争议”地区留下了隐患。[4]  而在西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社会确认了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说”,“国家边界的作用在于确定各国之间的领土范围。它是一条划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或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界线”[5]243。随着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到来,中国传统的藩属封贡体系开始分化,不仅清王朝的周边属国相继沦为列强殖民地,而且清朝边疆领土也遭受蚕食,边界问题开始凸显。清政府不得不经历一场场艰辛的边界谈判,将传统形成的模糊边疆(frontiers)演变为国际法认定的明确边界(borders)。  近代意义上的边界是建立在两国划界条约或有关的国际条约基础之上,并经过双方政府正式勘定的一条明确边界线。在这一过程中如因条约文本的缺陷、条约正文与附图不相一致等问题引起的争论可以称之为“位置性的边界争端”(Positional Boundary Disputes);而在达成边界条约以前,围绕边境领土主权发生的争论,可称为“领土性的边界争端”(Territorial Boundary Disputes)②,主要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套用所谓的自然边界说,以强权来取代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习惯线,或以管辖权的缺乏否定他国的边疆领土主权。近代以来,中国管理边疆的传统羁縻之策、中央威权下降导致的国家行政管辖内缩,造成在边疆地区的许多地方,中国只拥有理论上的主权而缺乏管辖权的局面,也就是说缺乏主权的实际存在,从而在领土所有权问题上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近代遗留下来的中国边界领土争端大致可以分为这么两类:前一类可以中俄、中朝、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为代表。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曾与帝俄、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签有条约,划定过与这些邻国的边界线,有的还树立了界标,但因条约文本、附图的分歧与缺陷、实地勘界的分歧或时间年久造成的界线不清,彼此越界占地等多种因素,这部分边界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在这里往往存在着条约线与实际控制线之间的争议;后一类则主要体现在尖高山以北的中缅边界、中尼边界、中蒙边界、中阿边界以及中印边界争端中。这些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边界上多存在一条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和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势力造成的实际控制线。③因此,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之初即提出了要明确区分中国与各邻国存在的三种边界线:条约线、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6]这些概念的明确意义重大,对随后解决“位置性边界争端”和“领土性边界争端”具有指导意义。  二、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态度与原则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与陆地邻国的领土边界问题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1953年,中国驻缅甸第一任大使姚仲明回国述职,周恩来就曾对他说:“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同周边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7]1293然而,因忙于国内的统一进程,对边界情况掌握不足,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新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着手边界争端的处理,基本采取维持现状的做法。直至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开始宣称对整个阿克赛钦地区拥有主权、友好的中缅边界也发生了“黄果园事件”④,中央政府才将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最初解决边界问题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遗留的产物,现在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容易。其实不然,因为边界领土都成为双方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一样,近代以来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奴役,任人宰割的经历造成一种特殊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心结,它让人极为珍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且,当时的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使一些周边小国时刻警惕中国的“大国主义扩张”。解决敏感的边界纠纷依然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为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与邻邦的边界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列强迫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以示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重新审查处理。基于此,在处理历史上历届中国政府签订的领土边界条约和协定问题上,新中国采取了国际法的处理原则。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边界条约确定的是国家领土范围,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后,对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予继承,但对划定边界的条约一般应予继承。  1956年10月31日,外交部专门转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边界问题的指示,认为中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双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8]325-326这一原则在随后一系列的边界谈判中得到了贯彻。  对于那些从未划定过的邻国边界,国际法规定,要以传统习惯为依据,遵循“实际管辖”的原则。而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列强凭借其政治强权与军事实力改变了中国与周边邻国根据双方实际管辖所形成的传统习惯线,所以,在处理这类边界问题时,中国政府主张既要考虑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也要照顾已经形成的现实边界。鉴于传统习惯线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中国在与邻国进行边界谈判的过程中,主张追溯历史不能追溯得太远,把整个历史都翻出来作为根据。1957年3月1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既不能要求把凡曾向中国进过贡的地方都纳入中国版图,也不能追溯得太远。如不应以元朝的疆界为根据提出要求,而应以清末、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资料作为重要参考。具体地说,中国政府认为,在解放前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新中国要全部接收。有些地方国民政府有过形式上的统治实际上没有管辖到的,新中国也要接收,因为这些地方在法理上是属于中国的。[6]  总之,无论是近代边界条约引发的“位置性边界争端”,还是传统习惯线与实际控制线不符带来的“领土性边界争端”,新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相互调整与妥协,签订新的划界协定,在达成新的边界协定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现状。  1960年代初,因国内“大跃进”所引发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对外关系的紧张,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与周边邻国的边界问题,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边界争端,以稳定边疆局势。1960年初,为主动在外交上开创新局面,中央政治局常委继1月7日至17日的上海会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接连开了好几次会讨论国际形势与方针问题,其中全面讨论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央领导人认为,要迅速跟他们解决边界问题,包括印度在内。对印度,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原则上要互谅互让。对缅甸、尼泊尔、老挝,都要争取快点解决同它们的边界问题。至于中朝、中蒙的边界问题更要快点解决,问题也不大。中越边界问题,现在还不着急,因为越南还在与美国人打仗。中苏边界是最长的,从东段到西段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也要争取解决。[9]248由此开启了新中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第一次高潮。  三、成功划界的实践  1960年10月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是新中国政府同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条约。缅甸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代表了中国周边一些小国的想法,而且中缅边界既包含有领土性边界争端,又有位置性边界争端,因此它的成功划定是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原则的全面体现,为解决其他边界问题树立了范例。  中缅边界全长约2100公里,从中、缅、印三国交汇的底富山口向东延伸至中、缅、老三国交界处。近代中缅边界问题,属于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问题。晚清时期中英曾签署了《续议滇缅界、商务条约》、《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两个边界协定,对北纬25度35分尖高山以南的中缅边界作了明文规定,尖高山以北地区因当时地理知识的局限,议定“俟将来查明情形再作划分”,同时规定清政府南碗河和瑞丽江汇流处的勐卯三角地“永租”给英国。  19世纪末,中英两国派员对条约划定的中缅边界进行了实地勘界。由于签约约文、附图的矛盾与错误,两国勘界委员又产生分歧,从南帕河与南定河汇流处起至南马河流入南卡江处一段未能划定,成为中缅南段未定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本的封锁,中国急需英国帮助修筑一条滇缅铁路,英政府便以此为要挟,迫使国民政府在南段未定界问题上做出妥协。1941年,双方以换文方式划定了此段边界,一般称之为“1941年线”。  对尖高山以北的未定界地区,由于双方分歧较大,直至清朝灭亡,中英两国始终没有在滇缅北段边界达成一致。民国时期,英政府乘着中国国内局势的混乱,将其边界要求付诸实践,开始对北段未定界地区实行逐步占领与经营,北洋政府尽管不断抗议,但限于自身实力与国内外政局,一直未能与英政府进行正式磋商,到南京政府时期,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对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占领与控制,人为制造了以高黎贡山为界的既成事实。1948年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也继承了其在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遗产。⑤所以,遗留给新中国的中缅边界问题,既包括从未划定过的中缅北段地区的“领土性边界争端”,也包括签订了边界协议但还未实地勘界、存有争议的“1941年线”,即“位置性的边界争端”。  中缅两国政府经过几年的谈判、协商,最终于1960年1月达成了边界问题的协定,并随之签订了划界条约。通过中缅边界划定的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完全体现了上述的边界争端处理原则,一方面对晚清、民国政府时期谈判划定的中缅边界条约基本给予承认,只是为了避免骑线村寨的出现,对“1941年线”进行了调整,将属于缅甸的一些部落辖区划归中国(面积约189平方公里),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同意将缅甸租借中国的勐卯三角地移交给缅甸(约230平方公里)。周恩来指出,1941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是已经签订的边境条约。对于“1941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它来一个否定。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7]1714  对从未划定的在中缅北段未定界,中国政府基于“既要考虑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也要照顾已经形成的现实边界”的原则,除要求获得片马、古浪、岗房等⑥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基本接受了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的实际控制线,放弃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伊洛瓦底江上游广大地区的领土要求。缅甸总理吴努在中缅边界条约签字时感慨地说:中缅“边界问题的整个历史表明,中国人是不容许把任何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英国政府曾经许多年试图迫使中国人接受尖高山以北以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分水岭为界,但是中国人不干。因此当英国人放弃对缅甸的主权时,这段边界仍然没有划定。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同独立了的缅甸谈判时,很愿意地同意了这段边界应该沿分水岭划定,只除了很小一部分,即在片马地区的大约十三里的地段。”[10]20  在此范例的指导下,中国又相继与尼泊尔(1961年10月)、朝鲜(1962年10月)、蒙古(1962年12月)、巴基斯坦(1963年3月)、阿富汗(1963年11月)解决了边界问题。  中尼边界长达1400多公里,主要为中部喜马拉雅山脉,历史上为争夺边境地区藏、尼交通孔道,中尼两国曾于18世纪末爆发过战争。战后,乾隆帝谕令划界,在边境个别地方如聂拉木、吉隆等地设立鄂博,以示分界,这是中尼首次定界。当时划界的方法非常粗疏,也没有条约,边界鄂博为清政府一方所设立,加上这段边界山多路险,勘查困难,遗留了一些问题。随着清朝国势衰微,近代藏、尼边界纠纷不断。[11]新中国成立后,中尼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借鉴中缅边界谈判的成功经验,双方以乾隆末年的勘界为基础,兼顾近代以来形成的实际控制线,个别争议,作个别调整,划定了两国从西向东的全部边界走向。  中朝两国在长期历史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的传统边界线,两河皆发源于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尤其是图们江上流至江源地段,河多水浅,边界不明。因此,屡有边民非法越境,酿成边界纠纷。晚清末年,日本又插手其间,制造了所谓“间岛”归属问题,使争议进一步扩大。经多年交涉,1909年9月,清政府以出让东北大量权益为代价,使日本承认本为中朝界河的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并以石乙水为图们江上源,签订了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12]138新中国成立后,认为1909年条约依然有效,中朝边界纠纷只是因江流改道或出现新的支流而产生的一些争执,问题不大。然而朝鲜方面不满于1909年条约的规定,要求改变条约关于图们江源头的界定,将划归中国的长白山天池及图们江的江源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即便中国政府对朝鲜要求感到意外,但仍然做出妥协,通过1962年10月达成《中朝边界条约》,将长白山天池的一半以上及石乙水以北大片领土让给了朝鲜。[13]27  中蒙边界全长4600余公里。外蒙古地区本是清朝的北部边疆,近代以来,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外蒙于1911年、1921年、1945年先后三次宣布独立,并最终取得成功。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两国在互换照会中仅笼统表示,外蒙独立后“以其现在之边界为界”。此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虽曾组织人员搜集整理中蒙边界文献,并计划组织人员实地考察中蒙边界情形,但因国内战争不久爆发,直到国民党政府覆灭,中蒙边界迄未划定。[14]583不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后,由于原来内外蒙古盟、旗各有其管辖区,这一管辖范围自然形成了传统习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中蒙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即以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了划界。从中蒙友好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国的划界主张是:对于当前双方实际管辖线,双方认识上一致的,可先肯定下来,至于争议地区,可根据双方当前实际管辖情况,并照顾到双方边民利益和感情,通过友好协商,适当调整,寻求合理解决。[15]78  巴基斯坦原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宣告独立后,因与印度就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争端,巴占领了克什米尔一部分,这部分与中国新疆接壤,约600公里,历史上也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由于与中国接壤的巴基斯坦控制区涉及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中国政府为避免介入这个争议,表示在克什米尔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中巴先对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协议,巴、印解决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后,有关主权当局再同中国当局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取代这个临时性协议。巴方同意了中国政府的意见,两国随即依照既考虑传统习惯线又照顾当前实际情况的精神,达成了边界协定。  中阿边界线仅约100公里长,但这一边界位于帕米尔南部,同历史上的帕米尔问题密切相关,从而有其复杂的一面。帕米尔在俄国费尔干省之南,英印克什米尔之北,中国喀什噶尔之西,历史上一直属中国管辖。中俄在1884年签订《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时规定,两国的边界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乌孜别里山口而南即与帕米尔毗连。含混不清的定界语言给俄国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提供了机会。1890年中俄勘定界线至乌孜别里山口后,俄国便不断派军闯入帕米尔地区,引发了中俄英三国围绕帕米尔进行了多年交涉。1895年英俄私自达成瓜分中国帕米尔领土的《英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两国以喷赤河为界,界线以北的中国帕米尔地区划归俄国,以南并入英属阿富汗的瓦罕地区。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此后即成为悬案。1963年6月,中阿开始进行边界谈判,中国政府考虑到中阿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阿富汗又是小国,希望与中国和平相处,因此决定同意接受实际控制线作为边界划分的基础,但同时声明这样做不涉及中苏边界问题。[15]79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解决的边界纠纷既涉及位置性边界争端,也包括领土性边界争端,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即在明辨历史是非的前提下,尊重边境现状,宽和对待邻国的划界要求。这是当时边界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关于边界问题解决的评价与思考  从最后的划界结果看,中国政府在60年代达成的边界协议中均做出了较明显让步。据西方学者的统计,中缅边界2185公里,争议面积1909平方公里,中国得到18%的争议领土。中尼边界1236公里,争议面积2476平方公里(该数值计算不包括珠穆朗玛峰的争议领土),中国得到了6%的争议领土,和一半的珠穆朗玛峰,尼泊尔控制着大部分的牧区和关口;中朝边界1416公里,中国获得40%的长白山争议湖区,北朝鲜控制着剩余的领土;中蒙边界4677公里,中国获得29%的争议领土;中巴边界523公里,中国得到60%的争议领土,但交换给巴基斯坦19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阿边界76公里,中国没有得到任何瓦罕走廊。[16]4这样的划界结果体现出了新中国政府尽快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是新中国领导人面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所做出的战略利益取舍。  叶自成曾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进行过系统研究,认为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对地缘政治的总的情况是有所考虑的,而且形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重点在东线,中国不能东西两线同时受敌的思想。[17]25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直把遏制中国作为它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在政治上,美国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孤立中国;在经济上,美国对华实行禁运和封锁;在军事上,美国通过发展和加强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以构筑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包围,新生的中国政权完全处于美国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包围之中。因此,中国除了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外,也需要同周边,特别是西南一线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而解决中国与他们的边界争端是一个重要步骤。1957年8月,周恩来在一个史地学家会议上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相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10年内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这样它们才放心。[18]94,110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与西藏叛乱、中苏关系恶化引发的边疆动荡,促使中共领导人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从国家长远利益看,在中国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战略的60年代,陆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赢得了较为安定的边疆局势和有利的周边环境,尤其在西南一线,基本实现了1960年初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当时想要抓紧解决而最终没能解决的就是中印边界问题。⑦  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⑧,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东、西两段。不丹以东的中印东段争议地区,包括中印两国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和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边界习惯线之间的地区,争议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即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中印西段边界是我国新疆和西藏同印度拉达克地区接壤部分,争议地区主要是位于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面积达3.35万平方公里。目前,在中印西段争议地区,除了西藏阿里地区一块很小的巴里加斯(Parigas)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印度侵占以外,其余地区始终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19]  鉴于中印边界不存在任何条约线,主要是英国殖民侵略造成的实际控制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分歧,据吴冷西回忆,中央领导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时,原来的意图是,我们在边界东段让一让,印度在西段让一让,这样来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9]249也就是在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双方做一些调整、妥协。但这一提议未能得到印方响应。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被平定后,中印两国相继在东、西两段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为阻止发生新的边界纠纷,11月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遭到印度拒绝后,中国边防部队仍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了20公里。[7]2007,2196这种十分克制的态度和措施,意图是和平解决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与尼赫鲁总理集中商讨了边界问题。⑨4月22日,周恩来在与尼赫鲁进行的第四次会谈中提出,双方的边界虽然没有正式划定或确定,但是存在着一条实际控制线,可以考虑把这条线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20]311至于什么是实际控制线,周恩来在另一次谈判中说,“在东段我们承认印度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除个别地点以外。在西段印度也应该承认中国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7]2019-2020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中国要“以西换东”,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明确,一方面坚决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以明辨历史是非;另一方面,愿在“照顾现实”和“互谅互让”的基本原则下,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印“领土性边界争端”。但印度政府完全拒绝中方的提议,尼赫鲁表示中印边界已经划定,如果说没有划定的话,只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出来。在东段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应把阿克赛钦地区归并印度。[7]2016-2017新德里会晤失败后,印度决策层态度更加强硬,制定了边界“前进政策”,要求印军在阿克赛钦地区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到1962年底,印军西段越界的据点达到40多个,有的据点离中国哨所仅几米。[9]496-497中印边境战争随即爆发。  中国政府解决边界问题所秉持的态度与原则成功指导了中国与缅甸等国的划界,却没能使中印边界纠纷获得解决,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此归因于尼赫鲁政府的强硬政策,⑩也许正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面对紧张的对外关系与西藏局势,急于在边界问题上与印度达成妥协,强化了印度政府的划界立场,使之要价更高。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的。  注释:  ①参见: Francis Waston, The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Press, 1966; Luke T Chang, China's Boundary Treaties and Frontier Disputes, New York, 1982;M. Talor Fravel, The Long March to Peace: Explaining China's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 Mich.: UMI, 2004.  ②这里主要借鉴了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的概念,参见J. R. V. Prescott, 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p. 98.  ③传统习惯线是指中国和邻国并没有签订边界条约,各国凭自己历史管辖的地区,形成的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是指相邻国家在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范围所能达到的界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维护国防,进驻边界。当时解放军驻守的边界,称为实际控制线,它与条约边界线或传统习惯线不尽符合。  ④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溃败后,一部分军队退入缅境,集中于景栋(Kengtung,即孟艮)、佤邦以及八莫地区。我军在解放初期到达“1941年线”后未再前进。1951年,国民党李弥残部入侵,我军于1952年将其击溃,并追击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当时缅甸军队尚未到达该地区,因此我军未立即撤回。1955年,缅军向前推进,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附近同我军遭遇,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参见姚仲明:《周恩来总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光辉业绩》,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⑤可参见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一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⑥这三个地方虽在民国初年被英国占领,但在1911年的英政府对华照会中明确承认了其主权归属中国。  ⑦对于更为复杂、希望争取解决的中苏边界,中国于1964年开始了与苏联的第一次边界谈判。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清政府同沙俄政府先后签订了24个划分领土的边界文件。所以,中苏边界总体上已有条约规定,主要遗留的是具体划界问题,边界存在着实际控制线与条约线不符。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公开恶化,根本不具备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所以谈判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在谈判中,中国政府仍旧秉持了解决“位置性边界争端”的一贯原则,反复说明,尽管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但是中国并不否定或者推翻它们,愿意以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争端。所以,牛军教授认为,1964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如果不是被纳入到中苏论战中,也不是没有可能解决的。参见马亚欧:《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载徐日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牛军:《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载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⑧印度认为中印边界有3500多公里,除了中国主张的东、中、西三段外,还包括中国新疆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边界,这是把印巴关系也牵涉进来了。中国政府对巴印之间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持不介入的中立态度,主张克什米尔问题没解决,中印边界谈判就不涉及这里,中印西段就到巴里加斯附近为止。另一段指中国西藏同锡金之间的边界,这段边界为1890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所划定。民国以来,藏锡边界已按这一条约线稳定下来。  ⑨1960年4月20日至25日,周恩来访印期间同尼赫鲁进行了7次会谈。  ⑩如聂宏毅《鼎定国疆》一书认为,中国政府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是“强硬对扩张,宽和对现状”;英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尔教授根据多年研究和对新史料的分析,仍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的边界争端,中印边界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参见马克斯韦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载《南亚研究》2000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叶自成.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战略选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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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中印作为亚洲及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保持中印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维持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印之间在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共识大于分歧,合作大于矛盾。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发展关键。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与印度发生正面冲突。  

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印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处理好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是促进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积极创造条件,付出了大量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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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印边界谈判已进行了15轮,但进展不大。印度一直在边界谈判中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仅对中国在东线合理的领土要求置之不理,甚至还要在西线阿克赛钦瓜分一片土地。鉴于印度的强硬立场,双边边界问题一直成为影响和制约两国关系实质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发展的质量。 中、印边界问题必须引起两国政府和高层领导的重视,双方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控边界的措施,使之不会成为影响到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绊脚石。

一、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和争议

印度同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接壤,两国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有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印两国人民一直居住在传统习惯线两侧,友好相处,亲密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新疆和西藏进行领土扩张,在中印边界制造了很多纠纷。周恩来在致印度领导人的信中曾经指出:“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周恩来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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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在对待新中国的问题上, 存在着两面: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亚非团结的许多国际事务中进行了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它在边界问题上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坚持民族扩张主义政策, 并于1959 年和1962 年,两次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中印边界全长近2000 公里(尼赫鲁认为中印边界(锡金和不丹与西藏的边界除外)有3520 多公里长,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 1959 年9 月26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0 年1 月3 日)。,自西向东分为三段:西段是指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克什米尔、印度控制的拉达克地区接壤的一段;中段是指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省、北方省接壤的一段;东段是指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的一段。在西、中、东三段,双方都存在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西段和东段。

关于西段,印度将历来由中国管辖,并有一条从新疆到西藏的商路通过的约33,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参见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 1959 年12 月26 日。)划入印度版图,并多次派遣武装人员到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和勘察活动。印度的依据是1842 年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签订的一项条约,他们称这项条约在1847 年曾得到中国政府的确认。中国则认为:这段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1842 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同克什米尔当局签订的条约中,只是泛泛地提到双方恪守各自的疆界, 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1847 年, 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耆英在英国驻广东代表要求划定这一段界址时,也只表示既有传统的边界可循,无需勘定。

关于东段,1954 年印度出版的地图将传统习惯线以北属于中国的90,000 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印度版图,并标为“已定界”。他们的根据是,1913 年至1914 年,由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会议,共同划定了这条边界线, 即以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参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3 月22 日。)中国则坚持:这段边界是未定界, 理由是1929 年以前英印出版的地图和中国地图的画法大致相同,以后画法虽有所改变, 但依然使用“未定界”字样;“麦克马洪线” 是在西姆拉会议以外,由英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瞒着中国政府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形成的。无论是西姆拉条约, 还是这个换文,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以后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 (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

事实上,英国当时也迟迟不敢公布这个条约和换文,“麦克马洪线”以南至传统习惯线以北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英印政府官员米尔斯曾坦言:“要并入的部落, 就天然条件来说,是属于西藏,而不是属于印度的。他们在种族和语言上,是类似蒙古族的。他们的语言属于藏缅语系,与平原上属于亚利安语系的阿萨姆语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影响上是倾向于西藏的。”“部落地区在商业上和文化上都是同西藏而不是同印度联在一起的。”([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年版,第56、57 页。) 曾于1939 年担任印度阿萨姆省代理省督的亨利?特威南在1959 年9 月2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投书作证,认为这条线“并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参见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1959 年12 月26 日。)

1940 年以后,英国军队侵入这一地区的若干地方;印度独立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军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大规模推进,于1951 年至1953 年逐步侵占了这一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为了避免冲突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印之间曾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事件,这在双方边界正式划定前是难免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强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出这个范围。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当然仍可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而印度则坚持把过去英国单方面宣布的所谓边界,包括一些不现实的领土要求作为遗产全部继承下来, 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由于中国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暂时维持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针,以友好态度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印边界在1959 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近2000 公里未定边界线上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按照中央的部署,外交部曾制定计划, 从1958 年以后“五至十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放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之后。但是,1959 年和1962 年中印边界发生的两次武装冲突,中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提前摆到议事日程上。

二、中央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的原则和办法

在此之前,中央虽然没有急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有所考虑的。其基本原则和办法,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印度高层互访的谈话和书信来往中。

1954 年6 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就涉及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指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参见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 年6 月。) 后来,周恩来又谈到这一问题:“‘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 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1954 年10 月,尼赫鲁回访中国时,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事实。但是,为了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 年10 月。)

至于地图带来的问题,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尼赫鲁却认为,中印“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或者两者兼备”。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9 月26 日。) ,“正因为两国边界尚未正式划定,并且存在着若干意见分歧,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我国现行出版的地图对四邻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我们并不认为这一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们在没有进行勘察,也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而且,这样的更改也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会引起全国人民的迷惑和对我国政府的责难。事实上,我国人民对于印度出版的地图所画的中印边界,特别是对其中关于中印西段边界的画法,也感到惊奇。他们曾要求我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中印边界的实际情况。等到边界问题解决了——如我国政府历次指出的,这就需要经过勘察和双方协商——地图的画法问题也会随之而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1959 年9 月8 日, 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0 日。)

此后,由于两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发生,中央开始着手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其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处理这两次事件的过程中。

中央解决1959 年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1959 年发生的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与中国西藏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年3 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政府迅速而彻底地平息了叛乱,并开始进行西藏人民盼望已久的民主改革。平息西藏叛乱, 实行民主改革,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是,面对西藏的变化,印度一方面在政治上大肆进行反华宣传,攻击中国政府,支持所谓“西藏人的自治”;另一方面,在边界上采取军事行动,挑起武装冲突。8 月25 日,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 向驻守马及墩地区朗久村的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袭击;10 月下旬,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动新的武装挑衅。印度采取这种态度,其根本原因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即不愿意西藏实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西藏,而“最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参见周恩来在全国群英大会上的报告记录, 1959 年11 月5 日。)

中央处理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问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9 年8 月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边防军发起攻击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政治仗。中央的方针十分明确:一方面,坚持中印边界全都未经划定;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一方针,是以周恩来致尼赫鲁信函的方式,向全世界公布的。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针对尼赫鲁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诬称中国“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3 月22 日。) 的言论,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0 日。)

9 月11 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就我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后,作出决议,批准了他的报告。在西藏,一些原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用事实说明“麦克马洪线”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的态度和立场。著名地理学家曾世英等还撰写文章, 通过列举中外地图,说明“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英国“论坛”周报发表文章,承认“‘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没有根据的”。(《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3 日。) 一些国家还积极呼吁中印边界问题应当协商解决。

第二阶段,是1959 年10 月下旬印军从西段非法越入中国领土,再次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军事加政治仗。面对印度进一步的武装挑衅,为了打击印军的嚣张气焰,中国军队被迫还击。但是, 中央依然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当时摆在中央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还击后怎样实现边境停火。用王稼祥的话说,这个问题使中央“伤了几天脑筋”。(参见王稼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59 年11 月3 日。)当时,毛泽东从印度领导人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从朗久撤出的建议 (指印度政府1959 年9 月10 日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 中受到启发。11 月3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你说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边界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整个边境线,各退或者十公里, 或者十五公里,或者二十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1959 年11 月3 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周恩来称这个建议“是一项具体的积极建议”,“是很重要的具体步骤”。(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的谈话记录,1959 年11 月8 日。)

第三阶段,是中央作出中印双方从边界后撤的决定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外交加政治仗。11 月7 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尼赫鲁,提出“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1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11 月10 日。)。中国的合理建议并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11 月16 日,尼赫鲁在回信中提出一个反建议:在东段和中段,只要双方“前哨站不派出巡逻队”就够了;在西段, 主张中国军队“撤出朗久”,印军“将不重新占领它”。(参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11 月16 日。)这个反建议,实际上“是从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后退了一大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2 月17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12 月19 日。),是很不公平的。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斯韦尔就此评论说: “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 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印度对华战争》,第148 页。)

中国没有因为尼赫鲁的态度而改变方针,而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为了维护和平局面,中国继续呼吁,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解决边界争端,并派周恩来赴印度同印度领导人会晤。赴印度之前,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制定了周密的会谈方案,并确定了会谈的方针:“争取就某些原则问题,或者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为今后继续会谈和向合理解决准备条件。”

方案还对会谈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确定了不同的对策:

第一,如达不成任何协议,即采取达成两国总理继续会谈的谅解,并发表一个简单的联合新闻公报;如这一点也办不到,只能由双方分别发表声明,中国的声明中可以表示仍愿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中印友谊,维持边界现状,避免边境冲突,并且愿意继续会谈,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二,如达不成协议,对方还愿意保持一个良好的气氛,可争取发表一个互表善意的共同声明,包括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继续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继续会谈寻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避免边境的军事冲突等内容。

第三,如果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不可能, 但也不是完全不解决,除发表上述共同声明外,为防止边境冲突和和缓气氛,争取就具体问题达成若干协议,即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或者类似组织,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为两国总理继续会谈进行准备;双方武装人员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或者双方同意的一定距离;建议双方对有争执的地点互不驻军。(参见《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1960 年4 月5 日。)

从这份方案可以看出,中国的态度是真诚地期望能够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谈判中依然坚持过去提出的观点,总是在具体问题和枝节问题上纠缠,并把责任推到中国。比如,印方强调:中印边界已经划定, 如果说没有划定的话,只是没有在地面上标出来,中国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因此引起了争论;中国的地图和印度的地图不同,中国的地图是老地图,中国应该修改地图;因为中国方面说边界没有划定,所以中国就提出了领土要求。又如,关于边界的具体划定,印方坚持认为,在东段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商谈;在西段硬把属于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说成印度的领土,指责中国在那里修建的新藏公路是侵入印度。 (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 年4 月20 日、24 日;周恩来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谈话记录, 1960 年4 月20 日。)可以说,印方在谈判中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积极的对双方有约束性的合理建议。

谈判“要寻找合理解决的途径”,“必须有某些共同点”(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年4月22日。) ,这是周恩来长期领导谈判工作得出的经验。周恩来根据双方谈判的情况归纳出五个方面的共同点:关于边界是否确定问题,共同的认识应该是,“边界没有确定,要经过谈判确定”,“合理、对等、友好地解决”;双方的边界虽然没有正式划定或确定,但是存在着一条实际控制线,双方可以考虑,把这条线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 关于划界的地理条件,分水岭是其中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此外还有河谷和山口, 也都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不应该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双方要照顾民族感情。(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年4月22日。)这五点,印度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这一阶段的谈判虽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周恩来回国后曾说:尼赫鲁说我们不愿意去谈判,我们去谈判了;说我们提出领土要求,我们没有提出。这样,就“把他孤立起来了,证明我们愿意解决问题, 他不愿意解决问题,我们取得了主动”。(参见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 年5 月26 日。) 中印边界冲突以来的紧张局势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下来。

中央解决1962 年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960 年4 月,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 公里,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然而,印度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1961 年, 印军在西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43 个军事据点; 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增设了许多哨所。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拒不退出。因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在西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重建哨所,恢复巡逻。随后,又在东段边界派驻了哨所。

1962 年10 月20 日, 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印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呢?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经分析说:“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 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接见瑞典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 陈毅副总理谈中印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3 年3 月15 日。)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主动。

一是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是为了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记录,1965 年3 月4 日。)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 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 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2 年11 月24 日。)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克马洪线”, 进占达旺。在西段,清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

二是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中国军队对印军进行军事反击,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中国坚持认为,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反击战第一阶段在军事上给予印军沉重打击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 年10 月24 日。)并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 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 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 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于1962 年10 月24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印度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 而且加紧迫害在印华侨,纵容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样,迫使中国政府再次反击印军进攻,并取得胜利。

三是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后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原则和方针,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准备后撤。1962 年11 月21 日零时,《人民日报》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 年11 月22 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从1962 年12 月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 年11 月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 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 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1 月21 日。)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2 月26 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两个认识。

第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 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 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4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8 日。)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 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 年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 年11 月7 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 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 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 或是恢复10 月20 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 年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 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 年11 月15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20 日。)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 年9 月8 日或10 月20 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 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2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2 月1 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 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

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

关于亚非六国会议斡旋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情况。

中印边界冲突,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率先停火并主动撤回自己的部队, 中印边界形势开始显现出转机。锡兰、阿联(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 年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而成。1958 年3 月,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国的形式加入, 整个联盟因此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 年9 月, 叙利亚宣布退出,12 月北也门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 年为止。)、印尼、加纳、缅甸、柬埔寨等亚非六国愿意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斡旋。1962 年12 月10 日至12 日,亚非六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形成了一个六国建议。这个建议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西段问题上,即只要求中国后撤20 公里而印度原地不动,仍留在1959 年线的中国一侧,并提出要由中印两国来讨论在中国撤出的地区也就是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双方民政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从两条线都让步,印度在两条线都不让步。对于科伦坡建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建议中的最大问题,就是会议本身规定的原则没有适用于双方,没有适用于全线,没有与会议自己的精神相吻合”。建议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西段是因为印度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实际上东段和中段都存在问题。如果承认争议地区由双方协商来解决,那么东段的扯冬和朗久,中段的九个地点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不应该对一部分有建议,一部分无建议。”(参见周恩来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我们不能让印度进入我军撤出的二十公里以内,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民政的,都不能进来,这是中心之点。” (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另一方面为解决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点解释:“一、在双方官员会晤期间,在东段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军不跟进,而只可派行政人员和民政人员进驻,一直到实际控制线以南;二、中国从西段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军在九月八日以前侵占的四十三个军事哨所也就空出了,但无论是印军事人员或民政人员都不能进去,该地将是空的。”(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 中国方面表示, 如果印度同意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把这个建议作为中印开始谈判的初步基础。(参见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经中央批准后,这两点解释正式写入周恩来给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中。备忘录指出:“这两点只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以前和会晤期间有效, 不影响双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和作出的最后决定。”(周恩来面交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1963 年1 月7 日。)

班达拉奈克夫人看了备忘录后很是赞赏,认为这一备忘录非常公正和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六国建议的意见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希望锡方转达给尼赫鲁总理的态度和建议。但是,在同印度方面接触时,她却与阿联、加纳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共同提出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文件”。这个文件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更符合印度的需要。其中对争论的核心即西段问题写道:“中国军事撤退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关于东段, 文件认为:“印度军队可以一直开到实际控制线,即麦线以南,除了印中两国政府存在意见分歧的两个地区以外。”(周恩来复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3 年2 月21 日。)

尽管这个“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 但中国仍表示了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周恩来告诉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然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 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的谈话记录, 1963 年2 月4 日。)

1963 年2 月28 日, 根据上一年11 月21 日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完成了中印边界全线从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的计划。但是,印度方面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尼赫鲁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 (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3 年3 月5 日。)当时,亚非六国担心形势会重新紧张起来,因此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 明确指出尼赫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是绝对办不到的”,谴责尼赫鲁“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 年4 月20 日。)另一方面,向亚非六国会议表示,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不把接受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同时,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1963 年4 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1 名准将、26 名校级军官、29 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3200 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之后,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以及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使边界的形势缓和下来,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亚非六国会议在斡旋中印边界问题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所提出的科伦坡建议却表现出对印度的偏袒。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曾解释说:“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阿联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萨布里也曾解释说:“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打了败仗, 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周恩来会见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记录,1963 年4 月22 日。)这些解释反映了一些中间国家对中国普遍的认识和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针, 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转变了他们的认识, 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周恩来曾对亚非六国会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我们认为并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很大的成功。因为,有了科伦坡建议,中国作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六七次主动措施,其中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超过了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要求。”“一旦印度真正对我进行挑衅,科会六国就可以起作用, 可以去劝阻印度。”(周恩来会见加纳大使墨塞尔的谈话记录,1963 年7 月2 日。) 这不仅是对亚非六国会议和建议的评价,也是对如何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经验。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印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关于中印边界, 虽然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两国已经确立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且开展了多轮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践中所采取的办法和积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继续解决好这个问题提供历史依据。

三、老一辈革命家 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经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虑,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政治考虑。

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 “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45 页。) 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放一放,寻找有利时机。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而不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要坚持“互谅互让” 的方针,注意照顾双方利益。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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